由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价值理论专题研讨会”，于2025年12月28日在北京顺利召开。本届研讨会以“新质生产力与价值创造”为主题，紧密契合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价值创造机制的理论创新与现实路径开展系统研讨。本次研讨会旨在应对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态势下，传统价值理论所面临的挑战，深入探讨物质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关联以及多元生产要素协同参与价值创造的内在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价值理论的守正创新。

南京大学教授、原校党委书记洪银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校长刘伟，清华大学教授、新质生产力研究院院长蔡继明，原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陈全生，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发院原院长姚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王振中，天津重钢机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坤，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副院长冯春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新质生产力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胡海峰，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副院长陈永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陈剑，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副主任、教授白瑞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李红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熊柴，美团研究院副院长高宏，受邀作主旨发言。

在自由讨论环节，商务印书馆经济编辑室主任宋伟，《改革内参》主编刘学军，中国民商编委会主任黄文夫，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李艺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沈丽霞，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原部长王尚康，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徐鹏飞，河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王保海，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付建龙，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硕士生陈海翔等，围绕多元生产要素协同创造价值、企业家精神与共同富裕、数据要素与数字经济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现场讨论气氛热烈，观点交锋充分。

本届研讨会开幕式及第一阶段主旨发言由蔡继明教授主持，第二阶段主旨发言由王振中主持，自由讨论环节由陈永杰主持，闭幕式由刘学军主持。会议获得《改革内参》编辑部、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天津重钢机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鼎力支持。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出版机构以及企业界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研究生和本科生50余人参与了此次会议。

现将本届研讨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创新价值理论

1.价值理论旨在回答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和历史进步性

刘伟基于经济思想史和社会形态演进的视角，对价值理论的根本意义与现实指向展开了深入阐释。他认为，价值理论并非一般性的技术性经济理论，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回应某种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正义性及历史进步性而提出的核心理论问题。刘伟系统梳理了价值理论在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演变逻辑。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稳固之时，价值理论被用于论证等价交换和制度正义;而当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力基础成熟后，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价值问题转向均衡价格和资本效率问题，价值理论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样以生产方式的正义性为核心问题，但其理论立场和历史结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截然不同。该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非正义性，还在更深层次上否定了未来一切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形式的存在。刘伟强调，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需高度关注其历史性维度。价值形式本身是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其最终扬弃依赖于人类社会形态的长期演进，无法通过简单的制度设计予以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其历史视野的现实呈现，是在尚无法超越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为解放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制度性选择。围绕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的关系，刘伟进一步指出，价值理论并不直接解答分配正义问题。在市场条件下，生产决定分配并不意味着“谁创造价值谁才有资格参与分配”，分配关系取决于生产组织和要素结构，而非单一的价值源泉。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本质上是对财富形成和使用的制度安排，不能仅依据价值创造这一单一标准进行评判。刘伟的发言从经济思想史、社会形态和现实制度三个层面，深刻阐明了当代中国在关键改革时期重新探讨价值理论的必然性与现实意义。

2. 从企业的实践看复合价值创造

李坤结合三十余年横跨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工作与创业经历，从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了民营企业“复合价值创造”的实践逻辑。他指出，不同体制下企业发展绩效的根本差异，源于体制与机制对生产要素配置及价值创造方式的深刻影响。重钢机械深耕传统制造业与重资产领域，凭借多行业非标定制、持续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市场布局实现长期成长，这印证了新质生产力可在传统产业中通过要素重组与组织创新培育而成，并非仅存在于新兴产业。李坤明确反对将企业目标简单等同于利润最大化，提出以客户幸福、员工幸福、社会贡献、资本持续增值与智能系统价值为核心的复合价值框架(CV = Cf × H × S × K × A)，强调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多元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是价值创造的关键。在企业治理与分配制度层面，他着重强调以人为本、制度与人性相适配，通过“附加价值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导向，将员工成长、技术进步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深度绑定，从实践层面回应了新质生产力条件下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如何实现统一的重要理论问题。他认为，民营企业在复合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长期被低估，而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复杂背景下，唯有坚定从资本逻辑转向价值逻辑，推动多元要素协同创造价值，民营企业才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微观支撑力量。

3. 在坚持劳动价值论基本立场前提下创新财富价值论

洪银兴围绕“新质生产力下的创新价值论”这一主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范式出发，对传统劳动价值论在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的理论拓展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洪银兴指出，劳动价值论内部本身包含价值分析范式与财富分析范式两种互为补充的研究路径：前者侧重从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揭示价值的社会属性，后者则强调生产力发展对使用价值即财富数量和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生产要素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仅从单一范式已难以充分解释现实经济运行，有必要在坚持劳动价值论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推动价值理论向创新价值论方向拓展。他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系统分析了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在优化组合过程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重点阐释了技术进步、数字化平台和数据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新功能。洪银兴进一步指出，资本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不仅是物质投入要素，更是推动知识、技术、数据和管理等创新要素集聚和优化配置的重要“粘合剂”，风险资本和耐心资本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他强调必须正视数据要素的独特属性，科学界定数据价值中直接劳动与过去劳动转移价值的构成，从而在理论上为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和收入分配提供依据。最后，洪银兴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以构建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前提，通过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才能充分激发各类创新要素活力，实现价值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发展。

4. 基于生产力范式的广义价值论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蔡继明以“一个基于生产力范式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题，围绕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对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所面临的理论挑战进行了系统反思，并提出以生产力范式为基础重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思路。蔡继明指出，传统政治经济学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为核心研究对象，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面形成了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在解释社会主义经济时则形成了以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理论结构，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及新质生产力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实，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已难以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做出逻辑一致的系统解释。基于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长期研究和内在逻辑的系统阐释，蔡继明强调，劳动生产力本质上是由劳动、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知识、数据等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全要素生产力，所谓劳动生产力不过是以单位劳动所表示的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则是在技术、知识和数据等关键要素主导下，对传统生产力的系统性跃升。他分析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成反比”或“不相关”原理的逻辑悖论以及与市场经济现实的矛盾，通过引入比较优势原理和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从分工交换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出发，将马克思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进行了扩展，论证了部门比较生产力与部门价值总量、社会总和生产力与社会价值总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揭示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物质财富创造与价值创造、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之间的内在统一，系统阐释了非劳动要素在参与使用价值创造的同时同样参与价值创造，从而创立了一个基于生产力分析范式的广义价值论，为“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依据这一理论，判断剥削与否的唯一标准是要素报酬与要素贡献是否一致，而根据这一标准，消灭剥削与发展非公经济可以并行不悖。蔡继明最后强调，以生产力范式为基础，将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统一于分工交换的一般规律之中，不仅为破解“价值总量之谜”、解释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系统理论框架，也为构建逻辑自洽、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拓展了一条新的思路。

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通行的原则

1.新制度已立、旧观念须破、新理论当建

陈永杰以“新制度已立 旧观念须破 新理论当建”为题，结合天津重钢案例，阐述了“多元生产要素协同创造价值”的相关观点。陈永杰指出，随着宪法、民法典等法律体系对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地位和平等保护原则的确立，以及党和国家将企业家明确定位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自己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但相应的价值理论却明显滞后，仍停留在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论、资本剥削论和企业家“原罪论”等难以解释现实的理论框架之中。他系统梳理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制度从探索、完善到成熟的演进脉络，指出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知识、数据等要素被逐步纳入分配体系，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在理论上给予自洽解释。在此基础上，陈永杰明确提出“要素贡献即价值创造、按要素贡献分配即按价值创造分配”的核心命题，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知识和数据等七大生产要素在不同所有制形态和不同经济体中均发挥着性质相同、功能一致的客观作用，其协同配置决定了价值创造的规模与质量。他进一步指出，新质生产力并非独立于生产要素之外的抽象概念，而是各类生产要素在提质、提效、提能基础上的系统重塑，其发展本质上体现为多元要素协同创造价值能力的跃升。最后，陈永杰强调，健全由市场评价要素贡献、按贡献取酬的初次分配机制，是激发劳动、技术和创新活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动能的重要制度保障。

2.分配不公平的本质在于“所得与所付出不成比例”

陈剑通过回顾历史经验指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本质在于“所得与所付出不成比例”，而非简单源于资本或私有制本身。将资本完全社会化、由国家统一占有剩余价值的设想，在实践中并未消除剥削，反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监督机制不足的条件下，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和效率损失。陈剑强调，现实生产过程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剩余价值并非单一要素的产物，而是多种要素协同创造的结果，剩余价值本身并不等同于剥削。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制度安排，他指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其实质是通过市场机制形成要素的均衡价格，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正因为如此，判断是否存在剥削的标准，不应再停留于所有制形式，而应考察要素报酬是否与其实际贡献相一致：报酬低于贡献才构成被剥削，报酬高于贡献则构成对他人的剥削，而报酬与贡献相匹配则体现了等价交换原则。陈剑进一步强调，科技革命和生产自动化的发展正在显著改变要素结构与收入分配格局，经营管理劳动、创新劳动和风险承担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民营企业家收入本质上是多种要素收益的综合体现。最后，他指出，健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也是在理论上确认产权保护合理性、在实践中激发各类要素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

3. 规范市场权力才能最大限度消解剥削产生的条件

姚洋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创造、市场权力与制度安排三者的内在关系。他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备受关注的“内卷”现象，根源并非市场竞争本身，而在于企业目标与制度激励是否真正指向价值创造;当企业普遍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价值增量时，竞争将更多体现为效率提升与价值扩展，而非零和博弈。针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异何在”这一长期困扰理论界与教学实践的问题，姚洋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回应，强调不能简单以是否实行市场经济或是否存在国有企业作为区分标准。结合学界关于“权力不对等”的研究成果，他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并非单纯源于私人财产所有权，而在于市场权力结构的失衡，以及国家易被强大利益集团俘获，致使部分主体获得超出市场竞争应有回报的收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通过保持政府的“中心性”与中立性，防止特定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权力;同时通过立法与公共政策规范市场权力、保护弱势主体权益，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平衡各类生产要素与利益主体的关系。姚洋强调，唯有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才能既充分激发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力，又在政治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消解剥削产生的条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提供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

4. 剥削是由权力失衡和超经济强制导致的不合理占有

贾康基于人类经济发展史和生产力演进的宏观视角，对劳动价值论在当代背景下面临的理论拓展问题展开了系统论述。贾康提出，价格围绕价值这一“稳定平均数”上下波动的基本规律运行状况显示，交换价值的形成并非单一劳动要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劳动与资本、技术、制度、管理、数据等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产物。自人类社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劳动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源性要素。但伴随生产力形态从原始社会、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发展至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新阶段，生产力的构成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科技进步不再仅仅是附加要素，而是具备乘数效应的核心驱动力。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活劳动在总产出中的相对份额呈现出长期递减趋势。尽管其在创新和复杂劳动中的“倍加效应”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已难以支撑“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一单一解释框架。贾康通过自然界增值、陈年商品溢价以及艺术品高价等实例，揭示了价值形成过程中供求关系、稀缺性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独立作用，强调不能简单地将财富和价值完全等同于劳动投入。他进一步结合“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原则确立到制度健全、体制机制完善的实践指出，这一分配原则在逻辑上蕴含着价值由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结论，否则难以对现实分配格局作出自洽的解释。在此前提下，贾康对传统剥削概念进行了反思，指出将剥削简单定义为资本对劳动的无偿占有，已难以阐释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风险承担、破产损失以及社会保障和再分配等现象。从更为严谨的层面来看，真正可被认定为剥削的，是由权力失衡和超经济强制引发的不合理占有。他最后着重强调，价值理论必须秉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在尊重劳动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正视多要素协同和制度环境对价值创造的决定性影响，方能在新时代更好地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理论阐释。

冯春安亦认为，剥削源于权力垄断，而非所有制形式。他对现有价值理论与所有制理论在阐释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显著矛盾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将活劳动视作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把资本收益简单等同于剥削、将公私所有制关系绝对对立等观点，已难以对自动化生产、资产增值、民营经济发展以及共同富裕实践中的新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他进一步从理论根源层面剖析了这些困境产生的缘由，强调应避免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结论误当作普遍规律。围绕理论突破路径，冯春安提出，有必要在坚持唯物史观和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推动价值理论与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应将商品理解为用于交换的财富，把价值理解为商品客体对不同主体所具有的利益或意义，科学区分价值创造与三次分配机制，重新界定剥削的本质为权力垄断，而非所有制形式本身。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总体构想，强调政治经济学应统领各经济学分支，在理论层面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实践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数字经济和智能时代价值创造的新特点

1. 数字经济与智能时代拓展了传统价值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黄文夫指出，在新质生产力场域中，价值创造的劳动形态发生了根本性跃迁，传统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逐步让位于复杂劳动、脑力劳动与数字劳动。程序员编写代码的逻辑建构、工程师训练算法的模型优化、专家维护系统的技术保障，以及科研人员贯穿产业链的创新突破，构成了价值创造的核心主体。这类新质劳动者的劳动具有高度的知识密集性与技术创新性，在单位时间内能够凝聚远超简单劳动的价值量，成为价值增殖的核心源泉。同时，价值创造不再局限于劳动单一要素，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管理等要素深度嵌入生产过程，形成协同发力的要素生态。以资本要素为例，其通过生产组织优化、创新风险承担、资源高效配置、就业岗位创造等多重路径，为劳动创造价值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脱离资本要素的赋能，新质劳动的价值创造便失去了落地载体。价值创造方式的变革，必然倒逼价值分配关系的重塑，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其所有者的权益需要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予以体现，让数据要素在价值分配中获得应有份额;另一方面，知识与技术的资本化趋势日益凸显，创新者、技术持有者的贡献需要与分配回报相匹配，激发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

2. 耐心资本延长了价值评估周期，拓展了价值实现路径

胡海峰围绕“耐心资本与价值理论发展”这一主题，从金融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了耐心资本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价值理论创新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耐心资本作为一种具有长期导向、高风险容忍度和高度关注社会效益的资本形态，近年来已被明确纳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其核心特征在于不以短期套利为目标，而是通过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复杂劳动人才培养的持续展开。传统价值理论在解释当代资本形态变化时面临新的挑战，而以广义价值论为代表的理论创新，拓展了价值创造主体和要素范围，系统论证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和数据等多元生产要素协同决定价值总量的机理，为耐心资本参与价值创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进一步指出，耐心资本通过延长价值评估周期、调低短期折现率，将长周期创新过程中大量复杂劳动和技术积累纳入价值核算体系，弥补了传统短期资本在价值评估中的结构性偏差，从而在实践层面拓展了价值实现的路径。在价值分配层面，耐心资本以长期分享企业成长收益为主要回报方式，有助于推动价值分配向创新劳动、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倾斜，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胡海峰最后强调，发展壮大耐心资本，不仅有助于引导更多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也在理论上丰富了资本与价值关系的内涵，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理论和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人工智能通过人机协同互动改变了价值实现路径

王勇围绕“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动态定价博弈”这一前沿议题，结合理论建模与微观实证研究，深入分析了人工智能参与市场定价决策对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均衡的影响。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在企业决策中的广泛应用，传统以人类理性假设为基础的价格理论面临新的现实挑战，有必要系统研究人工智能与人类决策者在同一市场中互动时呈现的动态博弈特征。王勇以我国某大型航空公司在民航业开展的AI自动运价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了有限库存条件下AI定价者与人工定价者竞争的动态博弈模型，在理论层面引入人类决策偏差与学习机制，刻画了人机互动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受预测偏差影响，人类定价者常表现出“前期倾销、后期惜售”的定价路径;而AI定价因具备无偏预测和序贯理性特征，倾向于初期保持较高价格、留存库存，进而在后期实现更平缓稳定的价格调整。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AI定价的引入不仅显著提升了试点航班的机票价格、客座率和总收益，还通过学习效应与溢出效应影响了其他人工定价航班的定价策略和市场表现，使得人机定价差异在动态博弈过程中逐步内生收敛。王勇强调，这一研究既为理解人工智能如何通过学习和策略互动重塑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表明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人工智能并非简单替代人类决策，而是通过人机协同改变价值实现路径，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和价值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四、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及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1. 应回归TFP本义：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组织方式变化的综合反映

李红军从经济学理论史与统计方法论相结合的视角，对当前广泛应用的TFP概念及其测算方法展开了系统反思。他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在现实研究与政策话语中被赋予了过多解释性功能，但其以丁伯根—索洛余值为代表的主流测算方法，在理论逻辑与统计实践层面均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通过回顾TFP研究的发展脉络，李红军系统梳理了国民收入核算框架与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在概念设定上的差异，明确索洛余值本质上是一个“剩余项”，其中混合了技术进步、要素配置变化、规模报酬、制度因素及统计误差等多种影响因素，难以直接等同于“技术进步”或“效率提升”的纯粹度量。他指出，索洛余值在新古典生产函数假设下内含若干难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其结果对要素价格、函数形式和数据质量高度敏感，因此在解释经济增长机制时存在系统性偏误。李红军强调，应当回归TFP的本来含义，将其理解为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与组织方式变化的综合反映，而非脱离价值分析与制度分析的“万能指标”。他认为，在新质生产力研究中，若不加区分地使用TFP概念，容易掩盖不同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真实作用，甚至误导政策判断;唯有在理论上澄清TFP的概念边界，在方法上谨慎运用余值分析，并加强微观基础与要素结构研究，才能让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真正服务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和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科学理解。

2. 有效需求不足条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熊柴以“有效需求不足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偏误”为题，从宏观经济运行与统计测度方法相结合的视角，对当前将全要素生产率(TFP)视为新质生产力核心标志的研究范式展开了审慎反思。熊柴指出，新质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其核心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但TFP的真实测度隐含着供需大体匹配、要素充分利用等关键假设;而在我国较长时期可能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产能过剩并存的宏观格局下，这些假设往往难以成立，进而导致对TFP水平及变化趋势的系统性误判。他从理论模型切入指出，主流TFP测算方法通常假定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利用率为100%，但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产能利用率偏低、劳动工时缩短、隐性失业等现象普遍存在，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会造成TFP被系统性低估;同时，这种低估程度会随产能利用率和经济波动的变化而改变，使得不同阶段TFP“提升”的测度结果出现较大偏差。熊柴进一步分析了库存波动对TFP测算的影响，他指出，在支出法GDP核算框架下，存货变化被纳入资本形成，其周期性波动会在短期内显著干扰TFP的估计结果，尤其在经济下行或需求收缩阶段，容易放大测度误差。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应从有效需求视角改进TFP测度方法，具体包括在资本端引入产能利用率调整，在劳动端以总工时和人力资本质量构建“有效劳动服务”指标，以及在产出端剔除非合意库存波动的干扰。熊柴强调，只有在理论上正视有效需求不足对要素利用和产出实现的约束，在方法上审慎修正TFP测度偏误，才能避免将周期性需求因素误判为生产力变化，从而为科学评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3. 应当区分“应然”的生产力概念体系与“实然”的TFP测算结果

高宏指出，在理论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既定生产要素投入之外，由技术进步、要素配置优化、分工深化、组织管理改进及制度环境改善带来的综合效率提升;而在现实操作中，当前广泛使用的索洛余值法，更多体现为对劳动和资本以外因素贡献的统计度量，两者在概念层级与解释力上不可简单等同。他强调，应区分“应然”的生产力概念体系与“实然”的TFP测算结果，避免将操作性指标机械替代为理论判断。在此基础上，高宏从比较利益与分工交换的视角进一步指出，人类经济发展史本质上是从家庭自给生产向社会化、市场化生产持续演进的过程，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正是分工深化、交换扩大与生产组织效率提高的集中体现。结合技术进步与组织管理的演化，他提到，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技术创新不仅通过提高绝对生产力推动价值创造，还通过改变生产组织方式、降低交易成本、重塑要素组合方式来放大比较生产力优势，进而在全社会层面推动价值创造能力的跃升。他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既体现了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对分工交换机制与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的深刻认识，这对于从理论层面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创造机理、在实践中推动高质量发展与效率变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4.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遇到的现实挑战

李艺铭认为，基于投入-产出法进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遇到的现实挑战远大于理论测算，在经济运行和政策制定中的效果不佳。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点问题和不足：一是时效性不足。对于经济主要指标的跟踪需要以季度、月度记，而目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数据大约滞后2年，投入产出表就更要落后5年以上，跟不上经济变化情况，对政策实践的指导性较差。二是精准性不够。国家级的投入产出表编制尚且存在精度低、时效性差的问题，省级及以下的投入产出表性质更差，甚至缺失，这就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在做省级及以下层面测算时可能遇阻。三是数据差异巨大。以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为例，同样采用乔根森模型，不同团队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出现一倍差距，具体在于ICT资本这一指标的具体衡量方法。四是从长远看，基于国民行业分类的GDP数据正在遇到挑战。GDP基于行业分类清晰情形，但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跨界发展对此提出挑战，如智能汽车等行业的价值创造应当如何统计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或汽车产业中，都成为现实挑战。

五、宏观经济模型与经济增长目标

1. 一个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统一总供给函数框架

白瑞雪系统回应了宏观经济分析中长期缺乏统一供给函数理论支撑的问题。她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关键在于将经典理论方法与现实经济问题相结合，而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总供给函数，正是推进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体系创新的重要尝试。白瑞雪首先从社会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核心变量切入，构建了基础总供给函数，论证了社会总供给与生产规模扩大、劳动生产率提升之间的正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以劳动时间、劳动者人数和资本量衡量社会生产规模的不同表达形式，明确了其在价值分析与数量分析中的适用场景揭示了多元生产要素对总供给形成的内在作用机制。随后，她结合马克思关于投资、利润率与生产规模关系的论述，进一步构建了以社会生产规模为利润率函数的总供给函数，系统分析了利润率及其预期变化对投资行为和宏观供给能力的影响。通过整合上述分析，白瑞雪最终提出了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统一总供给函数框架，并以总需求不足问题为例，论证了该函数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波动、解释投资引致的供需失衡以及指导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意义。她强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同步性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根源，稳定投资预期和利润率预期，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该研究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推进宏观经济模型构建、提升宏观调控科学性，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工具。

2.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不等于迈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

王振中围绕“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重大目标，从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分析的视角，系统梳理了相关指标设定的历史渊源、现实约束及理论误区。他指出，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同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简单套用发达国家门槛值，既不符合国际比较的客观事实，也易在政策层面导致目标设定与路径选择出现偏差。通过对比分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的相关数据，王振中明确区分了“高收入经济体”“发达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概念差异，强调发达国家门槛本身具有显著的动态调整特征，且其名义增速在不同阶段波动较大，不可机械外推。针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可能性，王振中提出，在人口老龄化加快、外部环境复杂化、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的背景下，单纯依赖投资扩张与要素投入的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若简单将人均GDP翻番或达到某一美元门槛作为目标，将对增长速度提出过高且不具可持续性的要求。他进一步强调，发达国家的内涵不仅体现在人均GDP水平上，更体现在经济结构、创新能力、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成熟度上。由此，王振中认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促进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在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中实现更为稳健且可持续的发展。这一判断为正确理解中长期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3.公司制度有效化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陈全生立足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从思想观念、制度安排与体制机制演进的角度，深入阐述了新阶段重新审视价值理论与所有制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民营经济已在吸纳就业、创造收入与支撑消费方面发挥主体性作用，但围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认知与制度安排仍存在滞后现象，亟需在价值理论与所有制理论上实现实质性突破。他强调，长期以来将公有制与私有制、公共与私人简单对立的观念，既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的现实，也不利于生产力发展。通过回顾历史上的井田制、公田制度以及现代公司制度的演进，他进一步说明“公”与“私”并非天然对立，而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融合，从而推动生产力跃升。结合自身参与公司法起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资本市场制度设计的实践经验，陈全生指出，公司制度作为实现资本社会化与生产社会化相统一的伟大发明，有效缓解了传统意义上私人财产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民营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他特别强调，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障碍并非市场本身，而在于围绕私有制与剥削问题的思想束缚尚未彻底破除;产权不清确权不足，将直接制约要素交换、企业治理与数字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从分配机制角度指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调整分配结果，而在于通过制度与机制设计，建立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协商与激励机制，使各类生产要素的贡献在分配中得到合理体现。通过对国内外企业治理、工会谈判机制以及历史上山西票号激励制度的比较分析，他强调有效的分配机制能够将劳动积极性、资本投入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统一起来。陈全生认为，正是在此意义上，围绕价值理论展开深入讨论，不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也对深化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现实启示。

蔡继明对第三届价值理论专题研讨会作了系统总结。他指出，本届研讨会在前两届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主题，围绕价值理论这一政治经济学基础性问题，形成了覆盖理论史、方法论、现实政策与企业实践的多维度讨论格局。从主旨演讲到自由讨论，与会学者立足不同学科背景与研究视角，就劳动价值论、多要素价值创造、全要素生产率、新型生产关系及分配制度创新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价值理论研究的广阔空间。蔡继明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对经济增长方式提出新要求，也对价值理论的分析范式构成新挑战。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立足中国实践，推动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他对各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深度交流致以衷心感谢，并表示研究团队将认真梳理、吸收本次研讨会提出的意见建议，持续推进广义价值论及相关理论研究，进一步加强实证分析与跨学科对话，努力构建更系统、更具解释力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期待未来继续以价值理论专题研讨会这一学术平台为纽带，汇聚更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思想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商》2026年02期)

第一、二届价值理论专题研讨会简介

首届价值理论专题研讨会暨《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修订版)首发式于2022年11月19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研讨会主题是“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研讨会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学术支持单位有《管理世界》、《经济研究》、《学术月刊》、《政治经济学评论》、《政治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教授，美国得州A&M大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洪永淼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王振中教授，应邀做了主旨演讲。总计80余人分别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第二届价值理论专题研讨会于2023年11月11日-12日在河南大学龙子湖校区举行,研讨会主题是“聚焦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理论创新”。研讨会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河南大学主办，河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学院、中原发展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院联合承办。王振中、贾康、胡海峰、冯春安、耿明斋、陈永杰应邀做主旨演讲。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广东经济出版社等国内1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多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