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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建章：收复和建设新疆的益阳官员潘时策
来源：中国民商网-文化 作者：谌建章
2025-09-25 10:19:12
未料这次，竟批准了！
1、军功奠基，促新疆收复
因此前的1874年，左宗棠干将张曜已率部秘密出关，驻防哈密，练兵屯田。需才甚急的他，曾闻笛公大名，便请左大人“速调其赴营”。天遂人愿的笛公赶到该部，即为其筹办粮草，襄理军政，“凡一切进兵运粮诸大计，靡不竭力筹画”。
因他出身农家，沿途购粮，先到集镇略探市价，继而打马下乡，远或上百里，遍访种粮大户，复议价。这样所购之粮，较市价一般低了一半甚或大半。
史载：1876年初夏，张曜部已在哈密、安西、古城子、巴里坤等前沿地区，收集军粮2480万斤，其他军需和辎重也作了妥善安排。
西征部队，除张曜的嵩武军，还有刘锦棠的湘军，加上蜀军、甘军和朝廷的绿营兵，号称8万，然实际不到5万，后进入前线的仅2万。
当然剩下的也没闲着，他们一是所到之处，大力屯田，吸引原住民返乡；二是派先遣军上万，去天山筑路；三是所经之地，均广栽“左公柳”。
为啥栽柳？看下面这首诗，大伙就明白了——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渡玉关。
还一首是天山修路的——
《扶栏铭》
天山三十有二盘，
伐石贯木树扶栏，
谁过化险贻之安？
嵩武上将惟桓桓。
利有攸往万口欢，
恪靖铭石字龙蹯，
戒毋折损毋钻刓，
光绪二年六月刊。
将其中几个词解释一下，意思会更通透——
贯木，将木头穿起来。桓桓，威武状。嵩武上将，即张曜。利有攸往，旗开得胜或马到成功。恪靖，恪靖侯，左宗棠官衔。毋，不要；刓，刻。
译成白话就是——
天山有三十二个险峻路段，兵士们伐石砍木，建造护栏。是谁将这些险峻路段变得安全了？是嵩武上将张曜也！他英姿勃发，威武非凡，修路带来的便利让万众欢腾。我恪靖侯在这虎踞龙盘的地方也刻石镌字了，请大家不要挖刻和损坏这块碑文呀！
话说光绪二年左爹还在兰州或酒泉呢，他怎会在那里镌石立碑呀？这恐怕便是潘时策的功劳了。作为左公的幕僚，他难道不会介绍情况，激起左爹写诗的热情，然后又来到那扶栏的地方，督促匠人采石加工，刊刻立碑么？
也就在天山修路时，“刘襄勤振旅会同各军，次第攻拔古牧地、达坂城、乌鲁木齐等坚巢，与有力焉”，即刘锦棠率领各部，占领了整个北疆。
1877年，天山的路一拉通，大军很快就拿下了新疆中西部的库车郡。
1878年，嵩武军与蜀军又合力攻克了吐鲁番——新疆收复战的重要节点。
此后，在南疆的“五次剿平边寇中”，笛公也次次参与了。可以说，笛公为新疆收复和收复后的初期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辅助支持，是晚清“塞防”战略的基层实践者。
2、能上能下，为经济发展
新疆收复后，笛公又主政多地，推动了新疆地方治理的规范化。相较于军功，他更长期地贡献于新疆收复后的地方治理。
在库车郡所在地的阿克苏地区，笛公在这里呆的时间最长，兴革也最多。
当时的阿库（此地简称），城垣残破，官无衙署，民无定所，渠道堰塞，田园荒芜。笛公向左季高上书十条，计数千言，要求减免赋税，让原住民休养生息。左宗棠很快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时的新疆，因废止了原占领者阿古柏的天罡银钱，而原有的清制铜币又散失殆尽，笛公便按左宗棠提供的清铜币模子，在阿库发掘了一座红铜矿，组织官兵开炉鼓铸，制作铜元，从而保证光复了的新疆货币畅达，商品流转。
光绪七年（1881），入疆的南路诸军相互配合，五次剿平边寇。这时左宗棠已回到了京城。入疆主力总指挥、钦差大臣刘锦棠，又奏保笛公为南疆补用知府。虽是奏保，还候补，但统御之地却是半个新疆了哇！
光绪十至十五年（1884—1889），过去笼统叫西域的新疆被设为行省，首任巡抚刘锦棠又奏保笛公为盟连使衔，即先后任他为迪化（乌鲁木齐）知府、疏勒（喀什）直隶州知州。较之省会的知府，这知州自然小一点。
由此可见，笛公心里装的是需要，是工作，职级和官阶恐怕不在其话下。更何况，这疏勒，与外国接壤，“使衔”即盟连事务的使节，要协调盟邦关系、处理外交事务呢。
之后，又调英吉沙尔州直属抚彝府（类似抚民府），安抚塔里木盆地西部的68处村庄，及冲噶巴什等14个游牧部落。这里又是村又是部落还游牧的，乍一看，以为笛公是到了乡政府。然年近花甲的他仍一如既往，愉快地走马上任了。
当年的英吉沙尔情势复杂。除刚才说的，所谓浩罕“国王”阿古柏在此恢复了奴隶制，嘉道年间，还有个叫张格尔的伊斯兰教主，也曾在英国的挑唆和装备下，先后四次叛乱，导致此地的国本严重动摇。
这里，凡官皆曰“伯克”，且还世袭。现新疆建省了，废除了伯克制，但在笛公的建议下，一名叫阿奇木的伯克被吸收进了新政权。其伯克作为一种反其道而用之的荣誉头衔，从此便得以保留。这恐怕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也有点相似吧！
这位阿齐木，给笛公反映了一个情况，说他们作田全靠雪水灌溉，而这里冬天来得早，春天来得迟，导致雪水供不应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地荒芜。
他还说，现废除了伯克制，但那些残存的伯克比官府的权力还大。有个叫烜曲的伯克，为了让水灌他的田，竟蛮横地将水截住。待他的庄稼喝饱了，才让那些巴结他的小民来引水，而绝大多数百姓的田因没水，便错过了农时。
笛公闻说此事，便骑马巡行，对这一灌溉弊端采取了有力措施：
一是从根上治水，组织部队和边民，从天山南麓打造一条人工渠，将沿途河流里的水引进来；
二是从制度入手，严禁个人筑坝截流，村村户户都平均用水；
三是天旱水少时，鼓励富户大户发扬风格，尽可能满足田少的农户。
此外，笛公还了解到，部队进入南疆后，虽大部分开展军屯，但一部分粮草和烧柴，还须仰赖民众。这样，仍不得不用徭役的办法，将任务摊派给各村。
可有的伯克却苛敛富者，迫使他们不得不向主管后勤的官员行贿。这样，徭役便全摊派给了贫困户。这种“劳筋骨、竭脂膏”的恶行，却无人敢说。
对此，笛公便按田地多少编藉（户口）抽丁，将徭役均匀地摊派下去。于是，这个让部队头疼、贫民不满的徭役苦差才得以缓解。
也有老百姓向他反映，一些所谓伯克如狼似虎，动不动就将不对付的人抓起来，胡编乱造几句讼词便将其解送官府，甚至稍不如意就动用私刑，很多贫民不明不白就死在这非刑下。
对此，笛舲严格禁绝之。有上诉者，“即时审理，手书判断，旁译回文”，即每记一页，就顺手递给身边的翻译，让他翻译成回文，让上诉的人也能看懂。
至此，像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南疆，这个地处边远的库车郡，在笛公的治理下，“自是民无冤抑也！”
待后来又“递售数主”，才发现水分多多，以至这里的人常为草场的面积大小而“讼争械斗”。
笛公详细调查后，曰：“此祸薮也！”便尽销其伪据，复为“官业民租，岁征二千余金，入充义塾”。
从此，这片草场上益公家，下息民衅，获益最多的则是牧民。他们的孩子读义塾，无须花钱了啊！
古语有云：“人生至乐，无如读书，人生至要，无如教子。”读书，则是唯一能把人生至乐与至要完美融合的一桩美事。
牧民打心里高兴：感谢左公，也感谢刘公，是你俩派了一名来自书香门第的汉族举人，让我们的孩子有了一方免费教育的天空！
渭干河的东西两岸，不是高，就是低，而高地老遭旱，低地常被淹，一年很难有收成。两岸的人都想筑条堤，但因劳力太少，断断续续总没筑成。
笛舲知道此事后，便来了个“捐廉担堤”，即本地人仍尽义务，远地村民来担土，却有一定报酬。这样，两岸的长堤，一年就担成了。
捐廉，是笛公捐献了自己除正俸之外的养廉金。遗憾刘巡抚没交底，笛公捐廉几次，共捐了多少？
但在表扬他后，却来了番评说——
公其政绩所留，其原因在于他做人很实诚。而公其所以实诚，可能百官都会认为，这是他心里本来就没什么杂念，是天生具备的品质呢！
3、治政深耕，助行政转型
光绪十六至二十年（1890—1894），笛公回任疏勒，任直隶州知州。
疏勒，即喀什，地处新疆西南部，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四个国家接壤。将笛公安排于此，即前面说的，恐与日益增多的外交有关。
由此看来，笛公随部队，从疆北到疆南，从阿库到喀什，足迹覆盖了新疆南北一些重镇与核心区域，且所任职均与新疆建省后一些新设的岗位有关，如内地一些行之有效的户籍制和税赋征管，及司法、治安、童试、科考等。
这些都说明，内地一些行之有效行政管理，都陆续在新疆生根了。而笛公的身体力行，又推动了新疆从“军府制”向“行省制”的转型。潘时策，无疑是这一重要转型的早期参与者和推动者。
笛公到喀什后，刘锦棠也回湘乡养病了。新疆第二任巡抚饶应祺继任后奏保朝廷，若甘肃新疆遇缺（官位空缺），尽先题奏笛公为道台，加二品顶戴。
顶戴，是清代官员品级的外在标识。二品顶戴，为荣誉性加衔。这一加衔对笛公来说，不仅是对他数十年边疆功绩的最高认可，也提升了他在地方政务中的话语权，是其仕途荣誉的终点。
综上，潘时策先生并非晚清历史上的显赫高官，却是西北边疆治理中极具代表性的“实干型”官员——以军功参与收复新疆，以治政推动边疆建制化，最终以“实职掌重镇、加衔享殊荣”的身份，而终其仕途。
其一生功业紧扣“巩固新疆边疆、推动地方治理”这个核心，是晚清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边疆稳定的重要基层力量。
作为二品道台，他还亲手处理过一桩有三条人命的血案。
案犯姓甚名谁，谱上未载，只说他是湘南人，一布政使的小同乡，因自己的奸情事发，导致甘肃陇南武都区一家三口暴毙。该县知县和发审员因知他“新媳妇半夜呻吟——上面有人”，便投鼠忌器，准备以罚金了事。且还派专人三番五次到笛公这儿来活动与求情。
而笛公执法不阿，提案亲审，并将结果如实通报两省。这位上面有人的湘南官员战战兢兢，无言以对，结果被革职入狱，最后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笛公也因此名声大震！
不过一些别有用心者，也暗里造谣或明里中伤他。而笛公处之泰然。
这故事收录于族谱“遗行纪略”中，“纪略”虽短，但纪了之后也来了句评——
笛公居官正直，不畏强权，不随波逐流，亦不迎合上意，诸如此类的案事，难以枚举。像笛公这种意志坚定，介然不苟的官员，在晚清甚或民国官场中，均不可多得。
4、三子赴疆，继先父遗志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初一未时，笛公病卒于喀什官署，享年六十有四。
这年，适逢长子运蔚、次子运荃再度赴疆探父。在衙署同僚及部属的关照下，兄弟忍痛抹泪，决定衔哀扶榇，越关山万里，归葬慈父于故乡湖南益阳过鹿坪。
此外，潘家兄弟还雇人抬回了十余名因慕笛公之名而客死新疆的同乡。他们中有身怀绝技的工匠，有诲人不倦的先生，还有博古通今的学者。虽路途迢迢，历经四季，但他们在前棺笛聆公之灵的悉心引领下，终一个个回到故土，落叶归根了！
当一众棺木离开喀什时，全城百姓泪如雨下，僧侣们早已列队守候，手持转经筒缓缓诵经，阿訇们则伴随队伍，虔诚祈福。沿途各县、乡、村，人们都簇拥于道，注目含悲。更有维吾尔和哈萨克的汉子，则不请自到，争相抬棺……
此情此景，似呼应了历史上班超离别喀什时的感人场面。
在家乡守制三年后，运蔚、运荃、运芷三兄弟又继承先父遗志，来到新疆，先后参与搜剿余匪、维护治安、管理监狱等工作。现如今运芷还有两个儿子，一直留在新疆。
但凡任过职的地方，其辖区都出现了“三无”，即“无冤抑，无拖欠，无上访”。
还说他处脂膏而不润，常捐廉为治所建庙宇、架桥梁、办养济院。对老家过鹿坪，仅置田数十石（一石约6亩），分给兄弟，此外无所储。
这，在60年后共产党的土改中，亦可印证——
除时策的弟弟时笵的小儿子宝珊，即笔者的外公，因其儿子早夭划了个上中农，大哥时筠的后人，还有时笵的大儿子楚珊，及时策自己的三个儿子，竟家家都是贫农。
笛公在新疆的前后两任领导张曜和刘锦棠，还分别为他母亲及他本人，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寿序》和《寿文》，现均收于潘氏族谱。
益阳举人潘时策，在新疆天山南北多处任职，且一呆二十年。除了他母亲1883年去世回了趟老家，却因第二年新疆划省、迪化（乌鲁木齐）首届知府一职而夺情——大大缩短了居丧时间。
可以说，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完完整整献给了新疆的收复和收复后的新疆。
潘时策死后，光绪帝诰封他为“光禄大夫”。此乃文臣中的最高官阶，元明为从一品，清为正一品，即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
作为岳麓书院名诸生的他父亲雨陔公，亦被诰赠为“资政大夫”，正二品。其母亲和妻子，则分别诰封为“诰命太夫人”和“诰命夫人”。
其潘家祖坟就在过鹿坪村的潘家湾，如今，“诰命太夫人李氏”的墓碑还在。前不久，曾在美、德、日办过书展及学术讲座的著名书法家周易，从笔者文章中获得线索，经笛公五代孙潘楚华同意，将该碑慎重拓下，为他家乡的“刘锦棠纪念馆”又添了一件珍贵文物。
这份记忆承载着文化，承载着历史，承载着民族情谊，其情感和精神需要我们代代珍惜，代代传承！
编辑：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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