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股份制改革，创建证券市场

推行股份制改革，创建证券市场

徐景安

2018年7月18日

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实行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模式，成为争论的焦点。一种是搞承包，国家经委以首钢递增包干7%作为试点，然后全面推开。我持坚决反对态度，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效益上去了，好处由企业拿走；完不成的，企业可说出许多理由，政府也没办法。

我主张搞股份制。1986年9月3日我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它可以不同程度地解决企业制度、企业领导体制、投资体制、政企分离、条块分割以及资金短缺、规模效益、积累与消费的对立、生产要素的组合和流动等问题。”

该文对股份制作了全面分析：一是企业吸收职工入股，增加了一层与企业资产的联系，“船中有货怕潮涨潮落”，对企业和职工具有更强的动力和压力；二是股份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了企业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与厂长负责制之间书记为核心、还是厂长为中心的矛盾；三是实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面向全社会的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分离，国有资产则分管理与经营两种职能，分别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四是迅速地筹集资金和有效地组织供给是企业的要求，股份经济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经济联合发展所要求的自主地迅速地筹集社会资金的需要。五是建立证券交易所，通过股票的发行、转让，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转移，适时地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6年11月26日将这篇文章，以《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改革的重点》、《股份制将促进国家管理职能的改善》为题发表。

但当时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则认为股份制国有占大头，换汤不換药，没戏。几乎每次改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旧观念的反对，另一方面要求改革彻底、过瘾、痛快。国家占大头，是会带来毛病，但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改强啊！

覌念是永远战胜不了观念的。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同志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他之邀，1987年底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

来到深圳，如鱼得水。在李灏同志的支持下，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在我的主持下，企业处的张云东起草了《股份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由市政府办公厅颁发。

据此，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当时，搞股份制也得有勇气。王石找我要求万科上市，他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上级公司的控制。他的上级公司是特发集团，作为直属企业，他随时可被罢免。王石想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发集团就是一个股东了。特发集团董事长袁陶仁也许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为名，反对万科改造为股份制。那时，谁搞股份制，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我为万科上市，可以说是上窜下跳。一是找李灏同志寻支持，二是找袁陶仁做工作，三是到万科做动员，四是为万科发行股票搞推销。我去深宝公司动员了两次，最后还是打电话：“徐主任，不好意思，我们作了研究，还是不上市。”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

当时招商银行也想要搞股份制，万副行长来到我办公室。我认为国有银行将来也要搞股份制，招行是民间商业银行，应该搞股份制。按理说，这要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联批的，但我怕通不过。我就直接批了，连一顿饭都没有请过我。

八十年代的风气就是这样。我为万科上市做了那么多，就给了我200元的讲课费。我去深宝做了二次动员，给了一箱矿泉水。当时像我这样一批人是满怀理想主义激情的，搞股份制是实现我的理想，再说当时也没有人排队送钱。九十年代起社会风气开始变了，一种是当官本不想要钱，对方想方设法拖下水，一种是当官主动权钱交易。市场经济建立要素市场，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资源市场化带来巨额财富，权力得不到约束，腐败不可避免。

深圳人觉悟比较早，成立资本市场研究小组。李灏同志拍板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

深圳股票市场开全国之先河，跌荡起伏、历经风险。股票发行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1989年受“六四”事件影响，股价跌到低谷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今天看，这是供不应求，多搞几家公司上市就是了。但北京干预了。说是5只股票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那还不翻天？要深圳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说。在张鸿义副市长主持下，多次开会研究，先规定股价不得超过10%，后来是5%，再后来1%，但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没办法，只好向北京主管部门汇报。

我作为代表跑北京向主管股票发行的人民银行汇报。当时有一个观点，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我讲，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老百姓有钱，可以存银行、买债券，也应该允许买股票。发行股票是存款搬家，但这个家必须搬、应该搬。这是企业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资改革的需要。

我们到北京就是讨论什么是存款，什么是股票？是不是很可笑？是啊，中国改革，哪一个不是常识问题？种地由农民决定，经营由企业负责，价格由供求决定，土地有偿使用，有钱可以消费，也可存银行、买股票、开工厂。

北京总算被说动，1991年深圳公开发售股票。凭身份证买认购表，再凭认购表买股票。当年成功地发售了300万张认购表。到了1992年8月10日如法炮制再次发售，就出事了。几乎全国各地把身份证都往深圳寄！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游行、烧汽车，轰动全国，郑良玉市长为此而下台。这就是8.10事件。

1992年10月15日，我写了《深圳股票发行事件之我见》：买股票本来是风险投资，结果变成福利事业，凭身份证认购。1991年买股票发财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1992年上百万人拥入深圳，收集了一大堆身份证，尽管认购表从10元一张，提高到100元一张，也供不应求。再加上一部分认购表被私分，许多人买不到，引起不满。在发行办法的讨论会上，我曾提出买股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知识，因此建议由股民竞投，即根据每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填报认购的价位和股数，并交纳预押金。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采取按身份证认购的平均主义、福利主义做法将激起民愤。股票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对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政府与民众确实都有个认识过程，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代价。通过这个事件，认识到买股票不是福利，而是投资。

对股票市场的最大质疑，就是姓社姓资，股票自由流通，企业岂不都私有化了？为了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只能限制公股交易，仅25%的增量股份可以流通，这就坚持了所谓社会主义。我在1991年3月18日写的《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继续完善股票市场》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公股进入市场，一则可以起调节市场的作用，当股价飞涨时，可以抛售公股；二则可调整结构，卖掉公股的收入，可用于电厂、公路、机场、港口的建设。但保公有制为主体是头等大事，存量股份不让上市的政策，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后来，海归派回来一看，这算什么股票市场，土得掉渣，应该推倒重来。他们哪里知道中国的国情？

当时对中国股市的质疑，其中之一就是市盈率大大高于境外股市。

中国股票大部分存量不流通，只有少部分可流通，再加上中国人没有多少投资选择，无论从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获得的流通股都要花很高的价码，可有些人老是用境外股市的市盈率来评判中国，这可比吗？

对股票市场的质疑声很多，有的说是赌博、有的说是圈钱。确实股票市场，政府获利了，收到交易税。上市公司获利了，圈到钱了。怎么保护广大股民，尤其是中小散户的利益，一直是没有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越来越严，但上市公司造假违规的现象并没有减少。这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企业为什么要上市？就是要融资。融资为什么？为了发展。发展为什么？赚钱。赚钱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后面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