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文昌：日本怎样支持基础研究？

浦文昌：日本怎样支持基础研究？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核心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以探索客观规律、获取原创知识为目标，是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源头。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布局基础研究，数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经验，也遭遇发展瓶颈，梳理其政策举措、发展得失，对我国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日本基础研究的发展成效与现实挑战

战后日本依托经济快速崛起，科技研发能力稳步提升。依托“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大力扩充理工类人才队伍，为科技发展筑牢人才根基。1978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已占全球十分之一，但长期偏重技术引进和应用开发，基础研究短板突出，还被美欧等国诟病“基础研究搭便车”。为此日本在1986年出台《科学技术政策纲要》，正式将基础研究确立为科技政策核心方向。

即便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其基础研究依旧保持增长态势，综合研发实力跻身全球前列。从科研成果来看，1997—1999年，日本全球论文占比达9.6%，位居世界第二；高被引论文数量也处于全球上游水平。诺奖成果更是直观体现其基础研究实力，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实施后，日本自然科学领域已有21人斩获诺奖。日本在制定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0-2005）时提出50年内获得30个诺奖，至今才30年已获23个诺奖了。2002年、2008年、2014年更是多次多人集中获奖。同时，一些基础研究成果经过应用和开发研究成功转化为产业优势，如在锂离子电池、导电高分子、半导体等领域的诺奖成果，就曾帮助日本在球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进入21世纪，日本基础研究逐步显现颓势，综合研究能力持续相对下滑，《自然》等国际期刊也指出其科研实力不再稳居世界一流。虽然日本论文总量仍在增长，但受其他国家科研规模快速扩张影响，其全球占比大幅下降：1997—1999年，其10%高被引论文全球占比9.6%，2017—2019年跌至4.2%，目前的排名已滑落至全球第13位，顶尖高被引论文排名也同步下滑。

究其原因，日本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核心载体，承担了全国约70%的论文产出，但科研能力不断弱化。其核心问题：

一是大学等研发机构经费增长乏力，以2000年为基数1来计算，日本大学等机构的研发经费在2019年的指数（经合组织估算）为0.9，而美国为2.6、英国为2.5、德国为2.3、法国为1.9、中国为23.4、韩国为4.7，日本是主要国家中唯一出现下滑的国家；从图1 可以看出从1989年至2019年，日本基础研究投入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图1 日本历年研究开发费分类（金额）

二是研究人员、博士后就业不稳定，缺乏创新研究环境，导致工作吸引力下降；

三是在大学等研究机构法人化改革中科研经费过度依赖竞争性资助，削弱了推动基础科学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活力，还挤压了研究人员有效研究的时间。

为扭转以上颓势，日本正在实施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如实施研究力提升计划、支持年轻研究人员综合方案等，并在2026年3月发布的第七期科学技术和创新计划中，明确提出十年内让10%高被引论文数量重回全球第三的发展目标。

二、日本支持基础研究的核心举措

以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为分界，日本基础研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980—1994年为初步发展期，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比曾长期超20%；

1995—2020年为快速发展与回落期，前期科研实力快速提升，本世纪初开始走弱；

2020年至今为改革振兴期，日本修订法律、出台新政，全面加码基础研究建设。

其支撑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主要有：

（一）凝聚社会共识，完善法治保障体系

日本将营造创新生态、凝聚全民共识作为发展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政府与社会各界主动科普科学价值，让公众、产业界认识到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产业界形成共识，将强化基础研究视作企业社会责任，弥补企业研发偏重产品开发的短板。

同时，日本构建了完备的科技法律体系，以立法确保基础研究的核心地位。1986年颁布《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确立以基础研究为中心的科技发展方针；1995年实施《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应协调发展的原则，界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基础研究中的主体责任。后续又陆续出台《促进科学、技术与创新创造法案》《研发能力强化法》《研究交流促进法》等配套法律，覆盖研发能力提升、科研人员交流、大型科研设施共享等领域，为基础研究开展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此外，日本坚持开放合作理念，推进国际科技交流、人才互通，并积极鼓励女性科研人员投身基础研究。

（二）优化管理体制，深化机构机制改革

在顶层管理层面，日本搭建起高位统筹的科技治理架构。设立由首相担任主席的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统筹全国科技政策、预算分配、科研评价等核心工作，下设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官民研发投资扩大项目等跨部门专项机制。同时成立综合创新战略推进会议，联动知识产权、医疗、航天、海洋等六大职能机构，实现科技创新全领域协同。地方政府则结合区域特色，落地配套科技政策，形成上下联动的管理格局。

针对科研主体，日本持续推进法人制度改革。2004年完成国立大学法人化，赋予高校办学与科研自主权；2017年推出指定国立大学法人制度，对顶尖高校给予专项补助，允许高校对接社会资本，并扩大自主管理权限，目前共有十所高校入选。自2019财年起，国立大学运营补助全面实行成果导向型分配机制，以科研、办学实绩划分经费，倒逼高校提升研究质量，2022年该机制覆盖经费规模达1000亿日元。对于公共研发机构，日本在2016年将原有独立行政法人改组为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日本特有的法人），适配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研究课题，优化其采购、资金管理等运营规则；对产出顶尖原创成果的机构划定为特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给予专项扶持。

日本还建立五年一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制度，自1996年起每五年制定一期规划，以十年为长期远景，明确五年间的基础研究发展目标。第六期计划（2021—2025）提出“社会5.0”发展理念，规划五年内政府研发投入达30万亿日元，官民合计120万亿日元，并首次将人文社科纳入规划范畴。

（三）加大资金投入，夯实科研软硬实力

资金保障是日本支撑基础研究的核心手段。为扭转研发投资一度停滞，日本先后推出官民研发投资扩大计划、研发与Society5.0桥接计划，引导政府资金撬动民间资本，持续扩大研发投入规模。2023年日本科技研究经费达22.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6.5%，研发经费占名义GDP比重升至3.70%，创下历史新高。在民间投资方面，经团联设定的目标是，到2027财年，将把国内投资提升至每年100万亿日元。在即将实施的第7个基本计划（2026—2030）中，政府研发投资累计将达60万亿日元，官民总投资将达180万亿日元。在研发结构上，日本长期保持三类研究合理配比：基础研究占比14%—15%，应用研究约24%，开发研究60%—62%，结构布局与国际主流水平接轨。

图2  2023年日本各部门研究开发费分类比率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 经济调查部资料翻译编制

人才培育方面，面对少子老龄化、科研人才缺口问题，日本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一方面为硕博研究生提供生活与科研补助，拓宽就业渠道。最新的培养目标：到2040年，每百万人口博士人数达到300人，较2020年增长2倍，博士生就业率提升至80%。另一方面尊重科研人员学术自主权，设立专属“青年研究”资助项目，面向42周岁及以下青年学者，单个项目五年资助额度约1亿日元，扶持青年团队开展原创攻关。

另外，日本还制定“研究力强化·青年研究者支援综合方案”，从根本上加强青年研究者的研究环境建设，确保他们有充分的研究与教育活动时间，实现研究人才的多样化职业路径，打造有吸引力的博士课程，以推动建设知识密集型价值创造体系，并实现从社会整体需求中培养研究人员的良性循环。

在科研平台与基础设施建设上，日本设立规模10万亿日元的大学专项基金，用于高校基础研究和科研设施升级；教育部科学省设立规模达2000亿日元的基金，安排1498亿日元用于支持区域核心及特色研究大学。同时加强基础研究的大型设施建设，如建成高能加速器、超级神冈探测器等一批世界级大科学装置，多项诺奖成果依托此类设施诞生。还升级全国学术信息网络SINET，搭建千兆级通信线路，联通全国800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完善云计算、国际通信等配套服务。此外，日本大力推进大型仪器、科研设施共享，推动科研数字化转型。依托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开展科技政策研究、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促进尖端研究、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一体化发展。

（四）布局重大项目，引领前沿学术探索

日本依托学术发展路线图，由高校牵头组织海内外科研力量，实施大规模学术前沿推进事业，集中资源布局战略性重大科研项目，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开展协同攻关，以重大项目带动整体基础研究水平提升。

三、经验总结与启示

综观日本基础研究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因经费停滞、机制僵化导致实力下滑的教训，可为我国发展基础研究提供某些启示。

第一，加强基础研究必须凝聚全社会共识，厘清三类研究发展关系。要让政府、科技界、产业界及民众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战略价值，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协同发展。既鼓励科研人员自由探索，也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布局定向基础研究，筑牢科技创新根基。

第二，坚持长期规划，构建稳定连贯的政策体系。基础研究见效周期长，短期难以产生经济回报，必须摒弃短期思维，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配套连续性政策，为基础研究发展营造稳定的政策环境。

第三，强化高校与科研机构主体地位，聚焦人才建设。高校和公共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核心阵地，需持续加大经费、资源投入，精简行政事务，保障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同时完善人才培养、资助、就业全链条体系，打造稳定的科研人才队伍，并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第四，优化经费管理模式。基础研究具备不确定性、探索性特征，若经费分配过度强调短期竞争、即时成果，会破坏科研生态。需建立适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与资助机制，包容探索失败，为原创性、颠覆性研究提供生存土壤。

作者系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