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答友人供销社之问

问：最近一则消息传播很广，就是许多地方正在大力扩建新建基层供销社。改革开放以后，很少听到供销社的消息了，不少人心中疑惑，“供销、供销”，不就是“统购统销”吗？供销社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吗？

答：不是的。延安时期就有供销社。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都是小农的自然经济，供销社是小农之间互助合作的一种经济业态，在土地革命时期，流行于许多苏区，而绝非仅是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产物。战争管制时期另说。

一、延安时期的模范合作社

问：这是一个陌生的历史问题，请问延安供销社的历史情况如何？

答：供销社的全名是供销合作社。说到供销社，就不能不说延安合作社的历史。2016年，延安举办了延安南区合作总社成立80周年的纪念大会。为何说总社呢？因为它有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四部分，它们是总社一枝藤蔓上的四颗瓜。

问：供销社的历史源头很清楚了，它的作用如何呢？

答：延安南区合作总社成立于1936年12月20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怎么解决人们的生活、吃饭、住宿问题呢？这时南区合作社在最短时间内，向中央机关提供了物资供销物品。当年的3月至6月期间，南区合作社就“替军队买三十担粮，又凡西北军委招待处所用的木炭柴火均由合作社代买”。

问：三十担粮食，以一人一天一斤粮食计算，按中央机关一百人来算，就可以供应一个月的口粮。虽然供应量不大，却是在关键的节骨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要地主们的大洋浮财吗？怎么不打土豪了呢？

答：红军在没有根据地流动作战时，只能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但有了根据地，站稳脚跟后，地主打光了、田分完了，难道要学苏联向广大农民“征收余粮”吗？这是无偿没收农民存粮的危险做法。中国革命如果这么做，土地革命就会失败。红军有了自己的根据地，给农民分了地，农民当然要上税、交公粮，同时还设计许多合理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多数苏区都有一个措施，就是建立政府领导的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从白区收购大量生活用品，降价卖给自己的社员，农民交售自产的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卖给合作社换钱。这种消费合作社，农民办，军队也办。

问：以上说的是供销社，现在又说消费合作社，是一回事吗？

答：根据我掌握的材料，陕北红军建立的消费合作社即是供销社的前身。当时白区包围着陕北狭小的苏区，但商业活动并未完全割断。这种商业活动开始是自发产生的，虽在白色恐怖下，这种社会的民间贸易也在地下开展，以后陕北的红色政权领导了这一经济活动，建立了消费合作社，但规模极小，入社的农民人数很少，军队的需求也有限。红色政权还印制了红票，即苏区的货币，以兑付入社农民出售的物品，但信誉不佳。

问：入社的农民把农副产品卖给供销社，得到的是信誉不高且流通量不大的红票，为什么农民要加入供销社呢？

答：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首先人们买东西注重的是使用价值，供销社还搭配一点物品，弥补群众心理上的落差；其次供销社卖物品的价格一定要比延安市面上的物价低一些；第三，延安的红票和白票可以互相兑换；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参加到供销社的骨干领导都是早期游击队员、党的干部，他们真把供销社当作入社社员自己的一项买卖去做，必须保证社员得利分红。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当时延安县的经济部长刘世昌，做此工作突出，还登入老版《毛泽东选集》。

问：这种经营思想很好，但官民矛盾、公私矛盾也会存在吧，党的干部能认真执行吗？

答：问得好。延安最大的南区合作社办得好，政府也想办、想赚钱，都搞成公营官办的供销社，结果是整体效果亏本。“1942年1月延安建设厅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合作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出版，1948年，第787页）。此项指示，不但使南区合作总社全面发展为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运输盐业合作社，而且带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中，南区合作社一次就可以动员八百多位妇女一起纺纱；它的运输合作社，有一百余头牲畜的运输队从事盐业贸易；它的信用合作社除为社员服务外，还向外地移民发放贷款，帮助移民安家落户，发展生产。

问：南区合作总社的社员资格是怎么取得的，是交钱入社吗？

答：据现有材料看，南区合作社是一个合股制的经济实体。社员当然要交纳股金，用钱入股，也“允许人民用公债债券、储蓄票入股”“群众要求入股无钱时，它号召群众可用一切有价实物入股，如粮食、牲畜、鸡蛋、柴草等等”（《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出版，1948年，第788页）。作为合作经济的业态，南区各类合作社也允许合股雇佣企业，南区的运盐运输合作社就是一个“佃本合伙”制的合股企业。南区各类合作社的社员可以说都是股民。这保证了合作社的民办合作性质，也使经济活动和每个社员的利益紧密挂钩。

二、市场中的合作经济

问：延安时期的经济形态是个体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现在要推广供销社是什么目的呢？

答：现在的供销社，我的理解：既不是再搞计划经济；也不是再搞统购统销。现在的供销社应是在市场环境大前提下建设一种新的合作经济的供销合作社。其目的首先是为股民、社员赚钱分红，而不是单纯为供销社赚钱，积累资本金。

问：如此重视农村供销社，它和市场经济能合拍吗？它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答：党和政府重视农村合作经济的供销社和信用社，有很大的积极意义。首先，意味着政府的支农资金、银行的贷款和社会资本将会大量落户“三农”。相当一个时期，许多县级银行纷纷搬回省城或一线城市。现在这种转变我们应该欢迎。其次，党中央三十多年前，就发出“多予少取”，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号召，现在有了实际行动，更好发展农村的供销社就是一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的统购统销是加大城乡对立，工农对立的时代，城市则是农副产品短缺的票证时代。第三，还要从农户承包集体耕地、供销社和信用社的合作经济谈起，合作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矛盾，但市场经济不能完全包容它。

问：实行合作经济的自然村、行政村，还有社区的财产形态和权益应该怎么计算，合作经济的所有制和过去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有什么区别？

答：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视为农村合作经济的一部分，或者看作是它的起步，同时也把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看作是农村合作经济的有力平台。这种农村改革思想，中断了一个时期。到本世纪初又恢复了以前合作经济的认识，直至十八大以后的几年，习近平同志还有“三位一体”的改革举措。

有人提出，这种合作经济的财产权益，即合作成员个人所有与合作成员共同所有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财产权益制度。细想起来很有道理，村集体所有的耕地、土地、山林、水面及公共设施，是全体村民的资源，同时也必须、也可以量化到每个村民的人头上，有对资源的定性，也必须有定量。这种合作经济有利于资本更有利于劳动者，合作经济中的劳动者，不是雇佣劳动者，他们有自己使用的土地、住宅、菜园、牲畜，遗憾的是其规模太小。资本是有形的，劳动者的潜能是无限的，未想到现在还出现了人力资本。

问：这种想法闻所未闻，在中国没有这种农村实践，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吧？

答：怎么没有，上面说的南区合作社，用家禽、柴禾都可以入股；也有佃本制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经济股份制若和城市中工业公司的股份制相比的话，两种股份制都有资本和劳动两方面的矛盾。合作经济中的股份由资本和劳动构成，工业公司的股份纯由资本构成。这是区别之一。合作经济中的成员有经济上互助互帮的机制，工业公司中的劳工是雇佣性质的。这是区别之二。再加上中国的农业人口，远超工业人口、科教文卫人口、服务业人口。目前中国农业的户籍人口有9亿多，农村居住地人口5亿。也就是说4亿人在城市的工作还未最后落地，5亿人若有人出去打工，不能再做农民工了吧？合作经济可以使劳动力在本乡本村就业，离土不离乡。这就是合作经济的一大特点。所以专业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采用合作经济的体制，沿用市场机制，对最终解决亿万农民安居乐业，及共同致富的目标大有益处，同时也不排斥别的办法。

问：你说的延安南区合作社，我在老版《毛泽东选集》上也翻到过。毛主席信心十足地说过这样的话：像延安这样的合作社及其他根据地一切形式合作经济形式，“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出版，1948年，第889页）。现在中国已进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第二个百年时代。在举办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作中，应注意什么问题，合作经济若垮台，办糟了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答：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力量十分强大，很多供销社可以做的工作，市场和民营企业也做了，两者如何竞争，如何合作还需政府妥善协调。最应避免的问题，就是在举办基层供销社时，应力戒官办的农村合作经济，官办最致命的危险就是去“合作化”，应采取延安“民办公助”的方式。当下的中国，没有党和政府积极有力的领导，财力、物力、特殊政策方面的支持，农村的合作经济无法健康快速的发展。现实的中国也确实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又有市场经济的支持，广大村民自觉自愿入社，民主管理，对合作经济的主要领导人及有关事项进行一人一票的抉择，是可以逐步做到的。目前一些供销社、信用社清退以前村民的股金，想搞纯粹的合作经济，这是完全去合作化的错误做法。

须知共产党中老一辈人对农村的合作经济充满感情，并有成功的经验，留存青史。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就成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但长时间没有办好的原因就是官办。在党的二十大以后，习近平及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参观了延安宝塔山，这又是一次不忘初心之旅。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不会过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希望今后能把民办公助的供销合作社办得好上加好。

2022年11月8日

 （责任编辑 李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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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发展道路

据1943年秋天的调查，全区共1885户，7348个人，全劳动力1846人，耕地31591响，耕牛642犋。牲畜的数目是：牛1379头，驴615只，骡、马106匹，羊3990只。南区是一个毗连延安市的市郊农村区域，它境内又有3条交通道路（咸榆公路、延市至临镇大路，延市至陇东小路）。辖境的西部和南部有许多荒山和梢林，盛产木料，木炭，木材，药材等。这些条件都利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农村副业的发展。抗战以后，南区是延安县各区中人民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区。但在1937年的时候，全区（3个乡）只有432户，1733人，耕地8000余晌，耕牛222犋。牲畜的数目是：牛323头，驴125只，羊270只，骡马无。全区只有一个挑担的小商人，手工业也极不发达，农户穿布全凭向外购买，全区没有纺车和织机。

南区合作社是在国内战争末期就成立的合作社。它在1937年第一期结算的时候，只有160名社员，160元股金；到1943年底它已经拥有全区2800多名社员，600余万元的股金（不算运输队和供销社的社员和股金），7000多万元的资产。它从一个小的消费合作社发展到8个社，18个经营单位（不算运输队和供销社），它从专营消费业务发展到办理全县的运盐，全县合作社的供销和各种生产、信用等等业务。仅在1943年l年，它给南区人民节省与谋得的利益就有5000多万元，发展了南区的农、工、商业，照顾了人民经济利益的各个方面，成了南区人民经济的中心。因此它取得了人民的爱戴，在经济上团结了全区的人民，而变成了全区的一个真正群众组织。尤其重要的是南区合作社在多年的摸索和艰苦奋斗中，开辟了边区合作事业的一个新的方向，创造了适合于边区环境的一套合作事业的办法和作风。因此，“学习南区合作社”已经成为全边区合作社前进的口号了。

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历史毛泽东曾在他的报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引用了该社社主任刘建章撰写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把南区合作社的发展分为十期。

第一期

1936年12月2号开始对人民宣传入股，当时苏维埃票每股3毛，有社员160名，收了533股，全苏票159元9毛，当时推选王天金为主任，刘建章为会计，李生章为采买。

3个月为一期分红利，第一期长毛利199.44元。

开支：工作人3个津贴9元，伙食45元，纸笔墨费3.5元，慰劳前方毛袜、手套13元，优待抗属15元，优待小学校8元，公益金10元。除费用外，每股红利1毛8分，共分洋15.94元。

此次分红，召开了社员大会，所有社员全数到会，在大会上报告了合作社做过的事业，分了红，又请社员吃了饭。这次会后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当时社员自己提出：合作社替他们优待了抗属，帮助了小学校，优待了前方军人毛袜、手套等，大家应当多入股。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王生明任保管员。我(刘建章。下同)计划扩大股金，王主任提出不满意，说扩大股金就要应付地做。我要向县政府讨论，以后就到了县府国民经济部长刘世昌那里，刘部长允许扩大股金。这时王天金和大家弄得意见不投，因此县政府就将王天金调换了。

1937年3月，推选刘建章为主任，王生明为会计，李生章仍为采买，又成了3人。我们一方面营业，一方面扩大股金。至1937年6月初二为第二期分红日期，结算新增2697股，新旧股共3230股，合洋969元，仍是3毛1股。3个月营业过流水3657元，长毛利276元，又帮助小学校6元，优待抗属12元，募捐帮助前方军人20元，公益金10元，3个月伙食53元，津贴13元5毛，办公3元5毛。除费用外，每股分红利5分，共洋161元5毛。分红时，照前召集社员大会，到会社员三分之二，报告了合作社所做的事情。那时替军队买30担粮，又凡西北军委招待处所用的木炭柴火均由合作社代买。这笔生意，那时收的完全是苏票，老百姓不同意，要合作社以货物为凭代购，一方面给些货物，一方面可收苏票。在这一时期，社内干部非常吃苦耐心地接接洽人民和军队，从此就建立了军民两方面的关系。如果老百姓有苏票到别处买不到东西，合作社可以买到。发表了这些情形，社员更对合作社有了认识，自己提出说：合作社是能替他们做事的。

第三期

自1937年6月开始，又计划增加干部，新提拔来孙生花担任采买。他工作了1个月，每天给军队代买东西，使得孙生花嫌麻烦，提出不工作，再三说服教育，死也不愿做合作社的事，因此就出去了。又来了李生彩担任采买。计划在沟门上开一处柴草店，合作社出资200元，作为一个单位，李生章担任店内的主任，他的老婆任伙夫，李生彩当槽店，3个月长毛利400元。

营业部和店过流水7175.6元，长毛利538.7元。苏票买货3元折白票一元，苏票变成白票，合算赔洋175元。社员入股，苏票1元顶白票1元。捐前方军人25元．帮助小学校10元，区妇女主任被土匪抢了，补充被褥4.5元，公益金12元，假票亏损洋8.5元，津贴费45元，伙食90元，办公7.5元。新增加股数2130股，新旧共股数5360股，共洋1596元，每股分红利2分，共分洋161.2元。这一期内，有安塞、保安和本区的长脚户组织运盐合作社，佃本合伙，成立运输队，共有驴、马、骡12头，连同私的牲口100余头，经常不断地到盐池运盐，由合作社代卖。尤其拉扯外县的脚户向店内加入股金320元。在这一期过程中，所集股的苏票完全变成白票了。

9月间社员大会作了报告。大家发表意见说：3毛洋的苏票成了l元白票，更提高社员的信心，提出计划扩大股金，统计人口，了解人民的经济状况。全区3个乡，共住432户，人口1733名，有耕牛222犋；牛323头，驴125头，羊270只，全区人民经济总共合1522万元，牲畜、土地、房屋一切在内。人民平均每人每年衣服、农具、食盐、洋火等合计费用40元，共计69320元，食粮在外。我们向大会提出：每人加到20元股金，就可解决人民的日常用品。社员同意发展股金，将3个月1期延长为6个月1期。

第四期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2月为第四期。将原有3毛1股提成5毛1股，共股数5360股，合洋2680元，过流水22875元，长毛利1732.3元。去公积金111元，公益金68元，慰劳前方毛袜、手套245元，优待抗属18元，优待小学校12元，社内工作人员及雇工共津贴312.5元，伙食90元，招待费38.5元，办公费61.5元，奖励工作人员60元，去修理费285元。除开支外，每股分红利8分，共分红利428.8元。但虽是上期社员大会计划每人入股20元，因人民经济困难，未曾实现，只是完成了一部分。此次社员大会又计划成立信用社，扩大股金1000元，如人民有婚姻葬埋之事，可来合作社临时借用，不出利息。这一口号一出，社员即提出保证全数完成入股任务，内容是调剂的性质，并计划在柳林开1处饭馆。

第五期

1938年3月至8月。首先增加了干部王耀明、茹克业、李生海、黄保中等数人。3个月内将信用股金完成1060元。除信用股外，又扩大了股金110元。新旧股洋3890元。6个月营业42500元，长毛利3633元，慰劳前方军人毛袜洋185元，救济募捐洋22元，奖励金80元，修理费230元，开会费招待费85.6元，办公室189元，津贴工资费24人864元，又加伙食900元。除支使以外，每股分红1毛，共分洋778元。

在分红时，召集社员组长大会，计划集股买铧500元，每叶铧2毛5分，买2000叶犁铧；扩大油坊1处，粉坊1处，为了在延安市建立商人关系成立公益心1处；当时社员组长无不同意的。

第六期

1938年9月至1939年2月，将5毛1股转变为1元1股，又扩大了股金4510元，新旧共股金8200元。6个月营业49860元，长毛利4118元。优待抗属34元，公积金654元，公益金100元，奖励131元，招待费180元，杂费116元，工作人员工资津贴费30人867元，伙食洋1116元。在这个时期，原先计划完全实现了。到韩城买了2000叶铧，每叶铧价洋5毛，市价卖9毛，买社员每叶铧6毛，节省3毛，共节省600元。油粉坊完全完成了。这期分红利仍以半年为1期。总共有社员850名。

第七期

1939年3月至8月。开始计划与私人合伙做生意。当地有些人要做生意，恐怕政府多要负担，半公半私地做，人作份股（以人身入股）。首先到三十里铺，与私人合伙成立1处营业部带店挂面部饭馆，合作社人本200元，人民入洋800元，共1000元。在这个合伙生意中，给人民解决了许多困难。定出章程，股本人社或出社自由。做到年底，政府为了把握合作社原则，指出合作社发展了私人经济，不允许私人发展，就将这个生意打折了。

同年扩大股金860元，新旧股金9016元。社员960名。总共营业57600元，长毛利4778.6元。除公积公益及其他支费，净利每股分1毛，共分洋901.6元。在这次分红利中间，产生了许多困难。一方面发展股金慢，各货价格高涨，使合作社无法营业；一方面看到人民的意见没有个人发展的利益，不愿多入股。再三宣传说服，他们总是不多加的。我个人估计，不与私人合伙，合作社无法开展。未经过政府同意，就与私人合伙做生意。在理事会上提出和大家商讨，理事会的人同意合伙做。

第八期

1939年9月，又在三十里铺与私人合伙成立兴华分社，沟门上成立民合社，柳林则开民生公店药铺，南庄河立和合社，都以半公半私的名目发展了私人入股10万余元，在分社内工作的人打股份资本。写了合同，仍是自由入退合作社不限制的。以后政府知道了要看合同，看了合同以后，也同意我们合伙做。将原有的合作社作为区总社，各乡建立分社。除分社外，总社又扩大股金2629元，新旧共合洋11645元。总分社共营业过流水158350元，长毛利18250元，费用8895.13元，净利9354.07元。每股分红利1毛，分社在内。有了分社合作，总社就有了力量成立生产事业。1940年与光华商店合伙买骡子，成立运输队，利用私人合作。运输队原有资本5000元，到年底发展到160头骡子，经常运盐运货。又成立1处纺纱织布工厂、皮坊，西区合作社，杜甫川新民社，七里铺集成过载栈1处，毡坊两处。从前入股以个人为单位，比如1个家里有几个社员，后来嫌麻烦，合并了，以户为单位，1家只有1个社员，共有社员853名。

这个时期形成民办的开始。社员合并后，每户人有三五百元至1000元的。同时有外县的小商人、脚户也加到各分社，股金1万元。特别洛川、鄜县、安塞、保安、三边。等处的脚户，来往最多，向合作社入股。到了9个月分红利时，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报告了合作社的开展原因。经过检讨，又提出以后工作方针：一、扩股3万元，要代表保证完成；二、收土产品，代替人民出售，供给人民一切日常需求用品，由合作社负责向外购买货品；三、全区人民食盐、洋火、犁铧，不向外买，完全由合作社供给。计算全区人民7135名，每人每天食盐2钱，全年食4斤半，共合盐32107斤半，每斤盐比市价低1元，共节省洋32100余元。洋火每年每户用5包，共用8675包，每包市价低5元，节省43375万。全区用犁铧1500叶，每叶比市价低15元，共节洋22500元。3宗共节省洋98050元。全区人民1年穿衣用老布7000匹，每匹棉花2斤半，共棉花17515斤，价值350万元，给人民纺成纱，赚一半，计175万元。在这个大会上给社员报告了工作计划，经过社员同意，就发展了农村妇女纺纱织布机子。

第九期

1941年8月，进行扩大股金，以救国公债入股。政府动员人民买救国公债票，将人民所出的公债款数加成股金，股金所分之红利付于公债3300元。在这种人民困难情形下，帮助人民解决了负担，使人民更相信合作社是能解决困难的。

新增股33070元。新旧股金44715元，是总社的。各分社股金12万元。运输队8万元。总共股金244715元，社员1018名，总分社营业流水1161540.7元。长毛利2454317.4元。开支费1385549.3元，净利145469元，每股1元红利7毛。在分红利时提出：红利7毛作为1元入股，提高社员的信心，将分到的红利大数的加成股金。人民余外入股，以土产、物品、草料、粮食作钱，比市价高，如每1斤草比市价高2毛。凡人民入股给物品，总比市价高，又提高人民的信心。

第十期

1942年成立织袜工厂1处，开始宣传入股，20元为1股，送社员袜子1双。此后棉花价高涨，乃增至40元1股，共入股洋3万元，开办了织袜工厂，现有袜机6架。延安市开运合过载栈1处，集股42万元。松树林成立分社1处，扩股34万元。运输队所长的盈余，扩大成本为75万元。总分社扩股1232000元。新旧股本251万元，社员1112名，每名代表1户，其中最多入股金5000元。在本区境内合作社共有19个单位，生产、运输、消费均在内，除合作社外再没有私人商业。南区面积长60里，阔40里，内有住户1544户，7128人，共有牛1469头，驴635头，马60匹，骡子22头，羊4445只。种地18136响，收麦子872石5斗，收获粗粮9084.16石，折细粮5662石4斗3升，副业进益折细粮33452石，共合米68691石8升。1942年出公粮2480石，除出下剩43891石，每人平均占6斗，牲口料1500石。

今春政府动员教育经费自卫军放哨费34000元，高如湾生产股金8000元，银行储蓄券2万元，共62000元，分3次来的。每次每户开会收集，要误工1个，3次误工3个，共计误工1500个，每个民工30元，工资合计要误135000元，又加上62000元，总共负担197000元。所以合作社替人民交纳了62000元，节省了人民的误工135000元。尤其在农忙时期，帮助了人民的生产。又替人民代交公粮1050驮，每驮240元，共交252000元，减少人民的误工，影响了人民对合作社的认识，又发展了股金42万元，计划代交下年的公盐。

组织农村妇纺600个，每人每天纺纱2两，每天共纺75斤棉花，人民应赚1半。每斤纱以150元计算，1天得利5250元，全年进利189万元，年纺了5000斤棉花，前半年棉花价小，前后合起每斤以70元计，人民赚棉花2500斤，合洋175000元。合作社做车子垫办2万元，除2万元外，人民实赚到155000元。现正在发展妇纺中。

以上事实是合作社做过的。合作社损失房子58间，值洋40万元，器具30万元，货物40万元，复成栈店1处值洋20万元，共损失130万元。以后政府帮助借货洋50万元。去定边买货3次，长利30万元。

合作社的组织，农村每村选代表1人至2人。合作社务有理事11人参加，每月6号召开理事会1次。一切营业及干部问题，在理事会上解决与布置。

参考资料：南区合作社历史发展的道路.延安（引用日期2013-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