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下） ——农村信用社商业化的取向应慎重

    改革初期，我国农村的信用社遍布全国各个乡镇，形成了一张规模宏大的金融网络。据1984年6月26日中国农业银行的报告统计，当时共有农信社五万五千九百个，分社三万一千九百个，信用代办站二十八万一千五百个。1983年，全国信用社共有各项存款四百八十七亿元，当年发放各次贷款三百一十七亿元。全系统脱产职工二十八万一千人，不脱产代办员三十三万六千人，合同工三万九千人。现在农信社一部分正常发展为“农村合作银行”，县（市）的信用联社，更多地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全国乡镇以下的供销社，其中多设信用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乡镇供销社社内人员发生过减员增效、职工下岗、买断工龄等变化，供销社数量锐减，现正处于恢复重建期，现已恢复到一万家左右。鉴于这些变化，本文暂不谈论供销社的问题。

    一、 农信社的“去合作化”倾向

    1984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给国务院一份报告写得很好，贯彻了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改革精神。改革的第一条就是：“恢复信用社合作金融的性质”，“信用社要恢复和加强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变‘官办’为‘民办’。要积极吸收农民入股，增强群众基础，壮大资金力量，把信用社和农民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可以说，中央发布的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直到2014年，都明确指明农信社的性质和改革方向是“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但最近五年，农信社却走向了一条商业化倾向的道路，大量的农信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和农村的商业金融组织，虽然都是企业，都要讲效益和利润，但前者首先是帮农民赚钱，而后者想的却是首先要为自己赚钱。如果是极端的商业行为，甚至还会在农民身上如何赚钱上打主意。这非偏激之言，请想一下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如果银行存贷款的息差覆盖了企业的利润，那么到底谁为谁打工？如果许多银行不专心赚取合理的息差，而移情于表外的高息理财业务，那么到底谁为谁服务？如果许多企业的产品有销路，有客户定单，银行也不愿放贷，不发信用证，唯利是图不对，有利也不图道理何在？至于说到社会上的高利贷，说这是一种供求关系的产物固然不错，但又何尝不是一种丛林法则？有多少资金在银行中空转，大量贷给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以钱赚钱”呀！我国农信社的改革工作，我认为说它这几年是搞了改制工作，似乎更贴切些。造成这种农信社大规模改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人民银行经济学博士后穆争社于去年出版一本书，名为《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书中提到的农信社“去合作化”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急于把农信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原因。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农信社是为“三农”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由于它是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中开展信贷业务，不少农民在农信社中也有股份，所以颇受农民欢迎。但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农信社便成为政社合一的一个官办金融组织，根本任务就是实行政府意图，为国家的计划经济服务。这一时段从1959年开始，直至改革初期的1980年，也即农信社“去合作化”的第一阶段。

    穆争社认为农信社去“合作化”的第二阶段，发生在2003年以后。当时农信社的民办体制并未形成，再加上农信社的所谓改革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办等原因，农信社很难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当然还有很多客观原因没有及时研究解决，比如，农信社的入股入社的人很少，资本有限。如果按照农信社原来封闭性做法：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利息回报，势必影响村民的储蓄和资产规模，如果支付利息，又势必加大成本。又如，信用贷款不用担保、抵押，有人认为势必影响农信社贷款的资产质量。虽然农民可以作为农信社的股东，但股金不多，又高度分散，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没有法人治理机制。我认为，这些问题，容易使政府有关部门就事论事，简单认为农信社的商业化也要适应市场经济，适应市场经济还有什么不对？因此，农信社“去合作化”和商业化哪怕是一回事，也根本不算什么问题。

    二、农信社的信用在哪里？

    以上农信社“去合作化”的理由是不能成立。本文只想谈谈农信社最大的信用是什么？它的信用不是有多少黄金可以为农信社做保险，也不是有多少硬通货可以自由兑换外币。我认为，它的最大信用就在于它的客户拥有宝贵的土地资源。土地对信用社来讲，是不用抵押物的客观抵押物。同时握有土地的农民，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种植业、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没有土地上劳动产生的财产，也就没有农信社贷款收息的财富。双方的信用关系是许多银行无法比拟的，双方都把农信社看作是土地的银行、粮食的银行，而不光是经营货币的银行。已开垦的农村耕地固然是资产、是财产，未开垦利用的农村土地也是资产、是财产，只不过前者是能用货币计量出来的净资产，后者则是待开发的资源，潜在的资产，是未经货币计量的财产。说农村的土地资源是资产，在中国还有一个法律上的意义，那就是我国的宪法赋予了农民享有集体土地上山水田土的所有权，也即物权，这些资产或财产都应视为集体农民的信用基础。

    农信社的优势是直接面向“三农”，只要农村的山水田土作为劳动对象，被充分地开发、利用、发展，农信社服务于第一产业的利润就是长久的、稳固的，大面积的信用社如果倒闭破产，那只能意味着国家第一产业的凋敝衰败，哪届政府都付不起这个责任。农信社是农民自己的合作银行，为什么非要改制为商业银行呢？

    现在的农村商业银行是怎么成立的呢？它是在接管农信社和农村合作银行的人、财、物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的。农信社是白手起家的，入股的农民虽然多数不很清楚农信社的深远意义，但农民的生产、生活离不开金融机构，况且信用社、分社、代办点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信贷员也熟悉农村情况，广大农民还是深受其利。而农商行完全没有自己的创业历程，发起人没有自己的原始股份，却控制着银行的存贷业务。有的农商行一经成立，首先清理了原来的农民股东，新股东主要是境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现在又向外资开放。一个改变业务方向的商业银行，彻底结束了农信社“去合作化”生命的最后一公里。

    如果真想发展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完全可以根据200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合作社法》，改革、提高农信社和农村合作银行的机制、资本规模和经营管理水平。农信社也是一种合作社，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合作社。还是1984年8月6日国务院批转农信社改革报告的通知中说得好：“如果把农村信用社搞活了，供销社搞活了，农业责任制就搞活了，三者一配套，社员的家庭副业就搞活了，这将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岂止搞活了家庭副业，对整个第一产业的发展壮大都有重大作用。

    三、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空间

    “三者一配套”的改革观点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发展为“三位一体”的新概念。习近平同志在2006年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努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精神还体现在2014年之前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我认为“三位一体”的概括抓住了农村振兴的根本问题。

    有人会说，现在中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都实行市场经济，还讲什么合作呢？我认为，市场经济固然要讲竞争，但也要讲合作。大家都知道荷兰的养牛产业发达，生产的奶粉风靡世界，荷兰就有合作很行，对全国上百个养殖农场、公司提供综合性服务和资金流动性支持，提供交叉担保。德国也有中央合作银行体系，对种植业和养殖业开展相应服务。邻国日本建有实力雄厚的“农业协同组合”组织，它的合作金融组织分为三级，分别为基层市町村的“农协信用合作部”，县、都、道、府的“农协信用联合会”，“全国农协信用联合会中央会”亦称农村中央金库。三级合作金融组织均以不同于商业银行的方式开展业务活动。据近年统计，日本70%以上的涉农贷款都来自于农协的信用部门，贷款方针即是资金“需求追随型”，即根据农户不断变化的资金需求而创新金融产品。美国的农业人口占比最低，农业生产的规模最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业有庞大的银行支持，而不排斥合作金融。美国农村的金融机构除商业银行外，还有“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合作社银行”、“联邦土地银行”，同时美国又有发达的农业保险业与之配套。

    以上这些国家的经验都应值得我国借鉴参考。相较之下，我国还有一点其它国家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政府为了发展农业，从多方面、多角度考虑，设立了各种类型的银行或金融机构，为农业服务。我国有规模巨大的中国农业银行，有政策性的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有网络系统最密集的邮政储蓄银行，还有在农村早已生根的农村信用社，现在又有许多新的金融机构诞生降临，如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说到我国农村信用社的问题，一位老同志说过一句十分感慨的话，大意是：国营企业的毛病，信用社也有；国营企业的地位，信用社却没有。

    细审历史，延安大生产时期，军民齐动员，各种合作经济充分显示了其经济活力。毛泽东曾热情表彰陕甘宁地区“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合作社，“合作社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综合性的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毛泽东选集》四卷“组织起来”）延安时期，南区合作社的政治地位极高，它和八路军总部后勤关系极其密切。一些经历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老同志，对延安时期的合作经济是深有感情的。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他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经济的意义阐述得淋漓尽致的代表作品，是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建国后，此报告的第一章以《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为题，收录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今昔对比，时代不同了，过去根据地创造的合作经济，供给了人们的粮食、被服和食盐等生活必需品，毛泽东称其为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务”。今天，我党有了全国的政权更应该把衣食住行的国民家务做好，即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合作经济的实践中，我们刚刚走完统分结合，家庭承包制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理应迈出合作经济的新步伐。

    农业在不同地域的土地规模化经营，或园艺化经营，当然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全力扶持和帮助，但其内部对金融和流通的造血体制也应同步生长起来。这种体制应是农民自觉自愿加入或退出的合作式组织。什么时候农民可以由衷地说，供销社、信用社是我们自己的买卖了，农民生活、生产资料方面能不经中间环节的阻隔，货畅其流了。农民逐渐从现实生活中，感觉到信用社具备土地银行、粮食银行功能的时候了。只有这样，农村三位一体的合作经济才算构建成型。这是农村改革的初衷，也是艰苦努力才可以实现的目标。

（责编：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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