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我国经济生活存在过的长板和短板 （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的经济制度是计划经济。尽管我国较好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了从无到有的重工业，建立了有相当实力的机械制造业，生产了汽车、拖拉机，建成了覆盖海陆空全领域的军工产业。虽然重工业的发展优异，但并未带动农业、轻工业的全面发展。我国还是一个短缺经济的国家，尤其短缺在农业产业上，最要命的短板还是粮食，竟然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甚至生命安全的食品问题上。这种灾难在我国国民生活中，并非没有发生过。以至随之而来的食品票证制度，引发购物全面紧张的现象。这是当年广大城乡居民最实际的生活感受，也是最迫切需要改变的生活状况。

一、计划经济形成的长板和短板的结构

1981年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重磅文章，执笔撰稿人是中央党校的吴振坤同志，文章标题是《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论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文章点明了我国当时经济结构长板和短板畸形对立的状况。

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高投入、高积累、高成本，同时又是低消费、低效率、低收入的自我矛盾、自我对立的国民经济体，这种经济模式非常有利于基建投资，重工业的发展，而不利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自我矛盾、自我对立的经济体呢？经济学的“内需”和“外需”是一个开放国家必须考虑的两大问题。内需则指，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两方面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每年都非常重视对基本建设、重点项目的计划投资，好像没有巨大的投入，就不能扩大再生产，就没有高速度，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长期忽视了国内消费对国民经济相反相成的闭环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后我国发展重工业，一直有两种并存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提供大量剩余产品和原始资金积累；一种是为工业提供农业丰厚的商品粮，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发展重工业和国民经济。这种呼声比前一种声音要弱得多，但绝非没有这种声音。

1955年9月20日，耀邦同志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过一次大会报告，题目是《中国青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其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工业和农业是什么关系及两者如何发展？耀邦同志热爱农业工作，头脑比较灵活，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到：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脑，农业则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和农业必须密切配合发展。

耀邦同志把祖国的工业化比作人体的大脑和神经中枢系统，这意味着他已认识到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已进入到蒸汽机和电力时代，意味着生产产品的科技含量将大大提高，意味着重工业的工作母鸡还可能生产出机器的机器。尽管如此，他也不轻视农业，因为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又参加过二十年的民主革命，深深知道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对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也不陌生。总之他对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从不怀疑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我们的国家要在不削弱工业和运输业的投资的前提下，采取一切办法加速农业的发展。

在耀邦同志看来，农业可以在不和工业争投资的条件下也可获得相应的发展，但需要工业的密切配合，工农业产品应该进行等价的劳动交换，这都是从他的生活实践中得出的理性认识。

第三个问题，发展农业的根本任务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的讲话，基本上是沿用毛泽东当时关于农业发展的一种新观点并涉及到粮食的统购统销问题：

毛主席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手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的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国营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我国经过20年的发展到1975年，已经过了四个五年计划，我国的商品粮解决了吗？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对农业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反而越来越紧。这才使耀邦同志在科学院青年“纪念红军长征大会”上，他又一次讲到商品粮的问题：

我想和同志们算一笔账，昔阳县说他五年之内每年可以为国家交售二亿斤商品粮。昔阳是个小县，假使我们三分之一，或者说不到三分之一的县，按照七百个县算也像昔阳县一个样子，提供二亿斤商品粮，那么我们全国五年之后就可以增加一千四百亿斤的商品粮。一千四百亿斤的商品粮是个什么意思呢？就可以多养活二亿工人和他的家属。也就是说，可以新增加二亿城市人口。

增加商品粮，达到一定数量，它的效果是全局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放手地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放手地发展我们的新的工业，可以办更多的学校，可以办更多的科学技术研究机关，可以办更多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至于说什么其它困难，上山下乡的困难，夫妻长期分居的困难，我看不在话下了。

他的结论也是惊人的：

因此我们党说，这个农业是四个现代化带动的东西，带头的东西，保证的东西。

耀邦同志这篇讲话，他没有再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话语，当然他说的农业商品粮，是在工业化的前提下说的商品粮，而不是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单一的农业大国。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研究应从普通人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出发，从人民的经济生活出发，积累感性知识，又能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去考虑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人们都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最进步的力量，邓小平多次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把这一问题说得更加广泛：“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恩全集》第三卷，第39页）

亚当·斯密在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初即判断：“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文明程度。”（《国富论》第一篇第五章）现代经济学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具体设计出来的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都是很好的观察贫富状况的工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