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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双轨制对改革的意义与贡献

来源:CE China 发布时间:2026-10-13 17:14
徐景安
徐景安 专栏作者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长、深圳任体改委原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理事长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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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双轨制对改革的意义与贡献

徐景安

2018年7月18日

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了。自然有利就干,无利不干。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制度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处处长。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领导出于好意劝我别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可我担任了会议的策划工作,我怎么半路撂挑子呢?我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

1984年9月3日到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分七个组,第一组原名为宏观组,我改为价格组。

  我在莫干山7天7夜都在价格组。价格组有几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田源,是价格中心的,他主张“调”,以“调”为主。另一个是张维迎,他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他提出要放,价格由供求来决定。华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七个组中,我们价格组是最热闹的。那个时候发明了挂牌讨论,很多人到我们组。会上我没有发言,我一直在思考,“放”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思路,问题是怎么“放”?怎么“放”、“调”结合?会议结束以后,我就写了2300字的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9月3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至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

一种物质两种价格,拿到指标的人,倒到外面就赚钱。所以,官倒、腐败也就和改革同时俱进。倒爷就是从这开始的。双轨制老的一轨和新的一轨一定有漏洞摩擦,会带来腐败。这就是事物的两面。价格双轨制被中国理论界批得狗屎不如。说你这是什么理论啊,要么计划价格,要么市场价格,来个双轨制?

后来外国的经济学家说,双轨制太好了,避免休克疗法带来的振荡。这样,双轨制才红起来,也就引发了双轨制发明权的争夺大战。价格双轨制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改革,寻求了一条渐进模式。保持旧的一轨,存量不变,稳住大多数,减少改革的阻力。探索新的一轨,做出示范,培养干部,再作推广。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改革是博弈,需要面对现实。

价格双轨制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理论创新,而是改革路径与方法的选择。在改革方向确定以后,路径与方法的选择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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