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胡德平先生为何突然“技痒”？》

李复之先生问得好，“胡德平先生为何突然‘技痒’？”因为两人对《历史研究》刊登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看法有几点不同，所以才“技痒”发声。

一、《问题新探》一文的结论有三个“不”：“保守、落后、封闭不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会标签化为闭关锁国”。我的看法恰恰是三个“是”。我对明清两朝采取的所谓“自主限关”观点认定为是不折不扣的“闭关锁国”的观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历史学界研究的一致观点，而非我一个人的观点，现在做起翻案文章，竟把“闭关锁国”戴上“标签化”的帽子，怎不让人质疑？

毛泽东同志深通历史，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得更加挖苦：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做到了“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实际上还应在“较大”二字上再加一个尺码。但有些朋友是否又骄傲起来了，怎么不让人“技痒”，直抒胸臆说说自己的意见呢？获益于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既要不再作奴才贾桂，又要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纪念孙中山先生》）改革开放事业每项成果都给我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提供着正义、阳光、自信的力量。这种自信的力量，不必用“自主限关”的外表去装扮，这才有真正的说服力。

二、对马克思的学说，李复之先生似乎说得过于鲁莽。他说：对中国和很多国家的“这些论述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范畴，也不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结论，而是对具体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不知道他说的“范畴”和“结论”的含义是什么？比如说，马恩讲的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社会。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中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讲道：在中国自然经济中，“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这一观点和马恩观点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不正是马恩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吗？怎么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又认为：正是这一过时的农耕文明和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才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三、毛泽东又讲道：“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世界名著《红楼梦》则把贵族、皇商家中奢华挥霍的享用生活写得非常生动，对皇帝外出巡幸则描写为是“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至于说到交换，那是需要商人参与的，广泛的国内、国外的商品交换就会产生商人阶层，商人阶层掌握的货币，即是商人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流通资本。

应该讲，明清时期的商业资本、流通资本的规模是很大的。据罗三洋的著作《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广东十三行》公布的材料：“从公元1600年到1799年的二个世纪内，西班牙统治的拉丁美洲共生产了11.2万吨白银，其中超过4万吨以各种渠道流入中国，流入印度的也有2万吨左右。”（第10页）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流入粤海关的关税“折合纯银约200吨，这正是西班牙白银流入中国的年均值”。（第11页）白银滚滚流入中国，这不就是“康乾盛世”吗？怎么是“闭关锁国”呢？这里讲明清两朝是“闭关锁国”的专制帝国，是指王朝帝国的国体、政体。它的体制是一切为家天下的皇权服务；把持外贸交易权力则是清朝的政府和朝中之朝的皇家内务府；外国商人做买卖不得进口岸居住；中国商人不得出海经商，出海即为非法；和洋人直接接洽生意者，必须得到政府和内务府的特别许可证。这种“闭关锁国”体制大大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减弱了国家的防卫力量，“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商人丧失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我不是说中国商人要起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作用，中国当时没有这个条件。但只要国门是自由敞开的，清政府不打压歧视商人，爱惜自己下金蛋的母鸡，中国商人再奋斗五十年，他们一定会领悟比较经济学的道理，把商业资本转向实业资本。

有无这种可能？请看《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广东十三行》一书中讲的一个小故事。广东十三行的商人潘振承出生于1714年。在他的商旅生涯中，他学会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并和欧洲商人建立了极好的信誉。他成立的洋行叫“同文行”，并赚了大钱。他的贸易伙伴瑞典东印度公司欠了他越来越多的钱。最终解决的办法，就是根据潘振承的建议：瑞典公司的债务转为潘振承的股份，潘即成为公司大股东。以后他还非法离境去了瑞典，参加了一次股东大会。今天，瑞典博物馆还珍藏一帧他抵岸瑞典的油画。（第121页）

在250年前清朝就有这样一群卓而独立的商人，其国计民生的商业理念，远超政府官员。

三、据罗三洋新书介绍：当时世界的首富，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十三行的伍秉鉴，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债权人，拿破仑战争时期，东印度公司向广东十三行借款200万银元。他的外贸公司叫怡和洋行。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清朝赔款2100万两白银，广东十三行包赔1000万两。同时怡和洋行和十三行被迫解散，怡和洋行才从外贸公司，变成了外资公司。伍秉鉴死于1843年，其子伍邵荣对美国的发展极其看好，他购买美国股票，投资美国太平洋铁路和檀香山铁路，最后还资助美国南北战争的北方。

“闭关锁国”的明清两朝，对海外贸易经常冠以朝贡名义，他们也知道海外贸易比朝贡那点土仪特产利益要大得多。所以聪明的皇帝抓住国家海关这个关键，派自己最亲信的家奴去管理粤海海关，皇帝的包衣家奴组成内务府衙门，若放任外官，其身份也可视作钦差。粤海关收税规则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制定的，主要设计人是广东巡抚李士祯，其系内务府特简官员。很快他的亲戚孙文成，二弟李国屏都作了粤海关监督，这是海关最高官员。他的儿子则是苏州织造李煦，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又有姻亲关系。江宁、苏州、杭州织造署，长芦盐场，两淮盐政，天子南库的粤海关的官员都是内务府中各司郎中，而且大都有亲属关系，都属垄断经营的官商，也可以说是皇商。据清宫档案资料显示，粤海关外贸关税的收入，70%归政府户部，24%归内务府，3%归海关监督，只有3%归十三行。粤海关监督的海关收入，纯属是抽头特权，康熙是认可的。

康熙对国家有重大历史贡献，不能要求他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有什么建树，但在重视商业交换，发展商人资本方面，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他积极学习西方一切可以接触到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但他不许外人学、后人学，但俄国的彼得大帝侥幸做到了。

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清明的“闭关锁国”政策，并非不要海外贸易，只是把海外贸易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代表皇权的内务府，为何把海外贸易的口岸只限于一地，因为这样才能更好插手海外贸易利益。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尽管备受盘剥，但一般商人同样也受十三行盘剥。说句题外话，《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其实是康熙皇帝拉成的小圈子，曹雪芹洞悉这一内幕，他通过文学笔法揭开内幕之一角，我国的历史研究者应把更多“闭关锁国”的历史告诉读者。

四、李复之先生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亲身到过中国，也缺乏研究中国的一手材料。”这话说得很对，在他看来单纯的马克思主义要认识、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很难。其实这个认识问题，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早已解决了。那就是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不是圣经和教条。

双方都认可中国四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都盼望党的二十大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进一步的重大部署；都坚决支持我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首先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的同时，还要正视四十年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短板和问题，根据人民切身获得的幸福感为尺度，不断予以校正、推进和解决。李复之先生呼吁：“出点主意，做点实事，不搞华山论剑”，更不必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学术讨论是“华山论剑”我同意，自己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自废武功，还说别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投降主义吗？

李复之先生说，明清到底是“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限关”，本是一个历史问题，学术问题不要“定于一尊”，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同意。但他又说“就在风波消歇之时”，“胡先生又突然出手，搞21世纪焚书坑儒”。我想只要是“历史问题”“学术问题”，就不是一阵雨、一股风的事情，也不是“定于一尊”“老虎屁股”的问题，就无法中止人们的讨论，还要保证有兴趣参加讨论的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力，不得做任意的打压和封杀，现在谁也没有可能有“焚书坑儒”的本事。

要讨论学术问题，就请拿出新的史料，像罗三洋小朋友那样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最后也想请课题组适时召开一次或多次讨论会。

 （责任编辑 李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