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孟复：改革要怎么改？改什么？

《中国民商》创刊为中国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应该说，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巨大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有的问题可能还非常复杂和深刻。虽然继续深化改革已是各界的共识，但是怎么改，往哪里改，改什么，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和认识。

我认为，十八大提出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非常有价值的见解，基本上是以开放为主线，开放就是学习人家的经验，所以，哪个地方开放的程度高，哪个地方改革的力度就大。

“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一种试错的试验，允许错，错了就再改回来。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河还得过，但能摸的石头都摸过了。因此，现在应该坐下来好好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架桥过河”，先架什么桥？再架什么桥？中央要有一个顶层设计。

中国在经济上，不管好一点坏一点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根本上是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这就需要我们切实地沉下心来进行仔细的总结，三十年来有哪些经验，存在哪些问题，哪些还没做到，哪些做错了。如果不总结这些，只是追求高速度的增长，这样的改革结果肯定是糟糕的。我们已经到了需要有目标、有方向地继续改革的时候了。

顶层设计的关键在于党的执政方式
党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立法

现在关于改革的意见很多，各种各样。我认为，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需要我们党在广泛地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出台改革的设计框架和路线图，指明改革的方向。当然这种框架不是不变的，它总会经历一个广泛讨论和逐步调整的过程。

这个顶层设计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现在中国共产党拥有九千万党员，在十三亿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小。能够适应改革的要求，适应目前形势的变化的执政方式，是共产党搞好自身建设的最重要环节。所以我说，改革的关键在于我们党的执政方式。现在是什么执政方式呢？我们可能过多地强调党发文件，开会贯彻文件的精神，从中央一直传达到基层。这种方式是低效率的。党的文件是分级的，什么级别的人可以看到，什么级别的人可以知道，什么级别的人可以贯彻。但我认为，执政党的文件完全没有必要对老百姓保密。它应该让全体人民都知道，让大家都遵守，可是现在变成了谁能看到、听到党的文件谁就自豪，这是不对的。

纵观世界各国政党的发展，每个政党都希望是执政党，政党没有掌权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有机会上台。中国的政治体制格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在这个格局下，共产党应该做什么事情呢？共产党要做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那就是立法。

党不应该干预行政事务，更不应该去考虑这块地是批给甲好，还是批给乙好。而目前的现实是怎样的呢？比如在地、市，经常是常委会研究同意后，市长才能执行。常委会是由什么人组成呢？

市委书记、副书记，当然还有市长，然后是宣传部、组织部、人武部等等。其实经济上的事情，这些人未必都懂，但却要等给他们都讲明白了政府才能干活。这种体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有很多人会问，不这样是不是意味着要架空共产党？我觉得完全不是。西方政党都是希望上台后通过占据立法院的多数席位，将他们的利益变成法律，立法就是最大的权力。

因此，我们的改革首先应该是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向人大倾斜，向立法途径转变。中央在做决定之前，应该先在人大讨论，要把立法权摆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真正地树立一种法治的观念。要把党的精神变成法律，让全国人民来遵守。但执政党本身首先要遵守，每一个党员要遵守。只有这样一个大的转变，很多的问题、很多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就可以彻底地解决。

政府转变职能的一个试金石：政府是不是真的培育市场
宏观调控一定要回归到用经济手段、用法律手段来调控

顶层设计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政府要干什么。政府要转变成服务型政府、廉洁型政府、高效能政府，就必须厘清与市场的关系。什么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什么事必须由市场来定。凡属市场能干的，我们一定交给市场，凡属市场目前尚无条件或能力干的，政府就要培育市场或者社会组织，让其拥有这样的能力，最后把权力交给市场，而不是揽着权力，压制市场的力量。

但现在政府的常态是无处不在，无事不管。现在宏观调控越来越强，越来越广泛，政府是越管越细，而且现在运用的手段，是所谓的“组合拳”，甚至是“一指禅”，点死穴，点到要门上，一点就死。其实是越来越不宏观，越来越具体，政府官员是天天喊累，但效果事倍功半。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例子，阜阳出现大头奶粉掺面粉，质检部门、工商部门去查。查完了这个，那边是金华火腿抹敌敌畏，又去查。然后又出现什么陈年馅的月饼，把政府部门忙得不可开交，如果阜阳有一个奶粉协会，或者是一个奶粉商会，把它扶植起来，那些大头奶粉不用政府部门去查，同行就能监督，因为我是真奶粉，你是搀面奶粉的，是有竞争的。不用政府来查，他们自己行业商会就把他淘汰掉。

我在政府当副市长的时候，政府经常会搞突击式检查。比如明天全市所有的工商质检部门要一起突击检查了，第二天我带一大帮人马到那一看，那些商店把门全关了，因为头天晚上他们就知道消息，锁门跑了，等明天又开张了。政府如果培育了社会组织，对不起，天天盯着你。因为他的产品与其他同行的利益是攸关的。所以，我觉得政府一定要学会培育市场。宏观调控一定要回归真正的宏观，回归到用经济手段、用法律手段来调控经济和市场。

政府转变职能的一个试金石，就是政府是不是真的培育市场了，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政府就可以逐渐变成一个创造公平法治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的廉洁高效政府。而朝着这个方向转变，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了需要重新解释和修改的阶段
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民营经济是主体

坚持推进深化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到底怎么看。也就是说，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了需要重新解释和修改的阶段。我们目前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解释是以公有制为主，但是现在民营经济已经超过GDP 的60%，我们虽然也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其中一个毫不动摇，就是毫不动摇的支持非公经济发展，但现在实际成了毫不动摇地支持公有经济发展，支持国有经济发展。 “非”在中文来讲，就有“不正”的意思，当它和“公”摆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就意味着丧失了道德的制高点，因此，就算你再优秀、再出色，也不能理直气壮；而我再差、再不好，但我是姓“公”的，也是名正言顺。

“非公”里面确实有一些不法分子，结果就抓住这些，不计其余，把民企弄得灰头土脸。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现在中国上亿的富人，三分之一以上都拿着国外的护照，他们没有安全感。这是事实。这个十年，民营企业虽然有很大成就，但现在的心态普遍感到不如十年前，十年前创业有很大的荣誉感，是想把企业做强做大，实现自身的价值，为社会做更大贡献，但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越干越恐慌，越干越没劲。

现在是国有企业大举扩张，到海南去看看那些度假村的规模，几百亩上千亩的都是国企投资。

有关协会的统计，在酒店、度假村行业前20 名里，19 名都是国企，而且很多都是央企。现在只要是央企敢投资，就是零地价，所以央企就拼命扩展。听说我们的银行贷款百分之六十、七十，矿产资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给国企央企，他们很容易从银行贷款，贷款额度使用不完，就变相出让这部分额度，这就是他们的特权。

国企创造的GDP 仅占30%，民营企业创造的GDP 是60％，超过国企的一倍，所解决的就业是70% 到80%，超过国企几倍，到底谁的贡献大？这已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民营经济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是公有制经济了，要理直气壮地提民营经济是主体，实际上已经是主体了，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总之，我觉得改革的顶层设计，第一个要解决党中央干什么，第二个要解决政府干什么。把这些问题理清了，很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中国的改革必须从上往下，靠底下经验推动上层改革的路已经走不通了。现在改革要淌的都是深水区，深水里有着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改革必定遭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所以没有高层的政治决策，讨论的结果只能是推来推去，最后一事无成。对于改革，高层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两个缺一不可，总之，再耗十年我们等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