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市场经济下的合作经济（下） ——延安的成功实践及对今天改革的参考意义

十四、合股雇佣企业的必然性

毛泽东作为一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当然会用阶级分析的眼光，《资本论》中的观点，看待一切经济组织。对延安地区的合作社也如此。他称赞合作社在股份分红之外，“不管股份的多少，每一社员都有平等的权利。”（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P.789，下文如未特别注明均引自该书）“消费合作社方面，并未违背消费合作社事业的基本精神。”即股份合作的精神，同时他也清醒看到：“在生产合作社方面，虽不是生产者本身的合作事业，而是合股雇佣企业，但在手工业不发展，手工业工人不多的边区，为着吸引农村游资发展手工业，现在的生产合作社方式，也就成为适合现地现时条件的产物了。”（P.789）南区的运盐合作社就是“佃本合伙”制。“延安的吴满有、卯克呼，甘泉的杜发福，都是经过第一次农展会奖励过的，他们现在都成了很好的富农，缴公粮均在5担以上，并在农村中推动了其他农户发展生产。所有这些，均推动了农业的发展。”（P.756）很多机关和本地农民合伙耕种，毛泽东认为：“伙种虽带剥削性质，但老百姓特别是移民、难民十分愿意，因为公家供给了种子、耕牛、农具，租率又不算重。”（P.863）合作社中的合作雇佣成分不能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而予以取缔，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

现在政府征收农村土地，将农户土地折股计算，部分股份分红，部分股份当作商业用地给农户经营，也需雇人经营。更何况被流转土地的农民，或在原地打工，或进城打工呢。农村改革初期，不少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政府明智的保护下，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用股份合作制的牌子给自己的企业定性。

十五、物价水平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最著名的、最有效益的合作社。它首先是从消费合作社做起来的。它建立在土地革命时期，使用的是苏维埃政权发行的苏币，凡加入消费合作社的成员，可用苏币在合作社中买到比市面上还要便宜一些的货物，从而获得百姓们的欢迎。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南区消费合作社在军民之间起了物资交流供销方面的良好作用，消费合作社从群众方面购买军需给养，军队方面通过合作社付钱给老百姓。

中共中央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15日在延安抗日救国会的欢迎宴会上，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讲到：“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的方式来调剂，当今还是可行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总第45期P53-56）1937年3月至6月期间，南区合作社就“替军队买三十担粮，又凡西北军委招待处所用的木炭柴火均由合作社代买。这笔生意，那时收的完全是苏票，老百姓不同意，要合作社要求以货物为凭代购，一方面给些货物，一方面可以收苏票。社内干部非常吃苦耐心地接洽人民和军队，从此就建立了军民两方面的关系。如果老百姓有的苏票到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合作社可以买到。发表了这些情况，社员对合作社有了认识，自己提出说：合作社是能替他们做事的。”（P.791-792）那时“苏票买货三元折白票一元”，到这年9月“三毛洋的苏票成了一元白票”。（P.792）1944年，边区政府还发行了边区贸易公司流通劵。

这种情况，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消费合作社和消费者的关系，不但要公买公卖，而且使商品价格做到了让利优惠的水平。第二，消费合作社丰富的物资、低廉的物价使苏票替代了白票，这是消费合作社最大的成功。第三，广大消费者希望买便宜货，认识程度较高的人，则追求商品的性价比。明白这一点，才会知道何以“双十一”、上海的COSTCO这么火。物价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是极其敏感的。

十六、建立自己的陕甘宁边区银行

1937年10月1日，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没有铸币权，对外也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所以边区银行只能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1元以下的角票和分票，它们均作为法币（白票）的辅助券，在边区流通。集分票为角票，再凑至一元的辅币，便可以兑换1元的法币（白票）。这年又以同样的名义发行了代价劵。边区银行发行的票劵如果成功，一要“光华商店”有货可卖，二要全凭群众对边区政府的信用，而不能仅凭一纸命令禁止白票的流通。1941年发行边区货币，简称边币，以代替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用边币代替国统区的法币，就是去国统区法币中心化的一项大胆抉择。这完全是皖南事变后我党被迫无奈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目前，我国的中央人民银行早已有了自己的铸币权，不与任何国家货币的币值挂钩，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一是依靠国家信用，二是取决于它的购买力平价。一定要避免民生物品、服务匮乏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凯恩斯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这样的预测：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国际货币的定值基础，建立新的货币体系。切勿低估购买力平价的意义，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十七、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荣

边币一经发行，即以实体经济的农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边区农民中，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缺乏耕牛农具。”“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P.773）为此，1942年由边区银行发贷158万元，加上农民自己集合的资金103万余元，“共买耕牛2672头，农具4980件，增开荒地10万余亩，估计可增加粗粮2.6万余担。”（P.773）“根据1942年农贷的成绩，除本年已放收回的311万元应继续贷于农民外，1943年还应增加1700万元，连前共计2011万元，其中以1400万元办理农具、耕牛贷款，以300万元办理植棉贷款。”（P.773）

我国的大型银行有一个整体通病就是脱实向虚，以钱赚钱，这已是公开的、普遍的批评。恩格斯批评这种现象为“头足倒置”。就是给实体经济贷款，也有极大的所有制而非生产力的偏好。

十八、一场边币对法币的金融战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法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国民党设法把大量法币引入陕甘宁边区，以其贬值的法币购买延安的农副产品和生产物资，以求达到破坏边区金融秩序的目的。1944年，边区银行代理边区贸易公司专门发行商业流通劵，至1948年1月停止。边区贸易公司发行“流通劵”与法币抗衡，很快演变成一场金融斗争。

流通劵共有5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25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等11种面额，14种劵别。1947年7月，边币与法币的比值很快从1：2，发展到1：3，之前法币是严禁流入边区的，现在可以流入边区做贸易。边区的金融用大吞小吐的方法，治理了国民党转嫁通货膨胀的阴谋，又稳定了边区货币过量发行。所谓大吞，就是大量吞进法币，然后再用大量法币去国统区购买战略物资。边区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一则因为法币大幅贬值，失去信用，二则因为边区生产的粮食、副食、食盐、牲畜已基本满足了边区居民的内需供给，并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和国统区做买卖了。

目前，世界上数字货币的兴起，源于民众对现行货币信用的丧失，即便美元也概莫能外。我国的货币发行也是超发的。人民币只要以国内丰富的物资为后盾，货币的购买力长年稳定，稳妥处理经贸关系中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关系，就不怕轻微的物价上涨，汇率就不必苛求某一固定的设线。

十九、共产党要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去做群众工作

共产党、国民党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他们的财税在其执政的地方都取之于民，其不同点“国民党就是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如果共产党“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P.897）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做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今天仍然适应。当下，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彻底解决政府部门放管服的工作，而不陷于文山会海的无聊的工作之中，还有巨大的空间，还需继续努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写于宪法，历史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做好服务工作，也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改革服务而不走样，同样是领导！

二十、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利益的结合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如何体现人民经济的人民性质？毛泽东认为：必须“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P.789）“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P.890）如公家的杨家岭运输队在公私两利的原则下，改为运输合作社，公家的大车、驮骡80%占股，“运输员20名以身份股名义作为20股，共100股，工人每月按股分红，结果效益大增。”“过去贪污马料是公开的秘密，现在却没有这种贪污了。”（P.890）让人吃惊吧，这是革命圣地延安呀，照样有贪污、浪费呀！只有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别人，而为自己，不是为了什么无聊的事业，而是为了神圣的革命需要，他们才会努力工作，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才会根本变化。

目前，我国的改革何尝不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革命”。本文从农业合作经济说起，不经意地说到了宏观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初期，我国在工商业中“以多种形式的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责任制”，“人们把这叫作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零头”。由此出发，从而推动“劳动、人事，财政、金融，物价、流通，以及计划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胡耀邦文选》P.483-484）这种改革尝试的思路值得珍惜。

结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专家们重视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做了很多经济模型，学派辈出，流彩缤纷，成绩斐然，不断开拓了人们的经济视野，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对此，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希望一定要把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在一起研究。吴敬琏老师就多次向我说过这种意见。本文即是做了这种建议的材料收集工作，野人献曝，特此献给对此建议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责任编辑 李秀江）

2019年9月1日一稿

2019年9月16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