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五年,也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之后,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向高质量扩容升级的关键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发展作出总体部署,首份消费领域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总体目标,较2025年的50.1万亿元增长约20%,部署了涵盖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打造、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环境优化和消费制度机制完善等在内的28条重点任务[1]。这表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核心议题,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引擎”地位愈发凸显。
与此同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进入攻坚期。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形成“首批五城”的国家战略布局。此后,深圳、杭州、成都、西安、武汉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目标,形成梯队竞逐格局。“十五五”期间,各城市将全面进入“特色化、国际化、辐射力”比拼阶段[2]。
天津作为首批五城之一,既承担着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国家使命,又面临着与上海、北京、广州、重庆等头部城市在消费规模、高端供给、国际化程度上的量级差距。如何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找准定位、实现差异化突围,是“十五五”时期天津亟须回答的重大战略命题。
从战略意义看,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关乎一城之消费,更关乎国家扩大内需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提升对外开放能级的全局。消费中心城市的竞争,本质上是城市综合实力、资源配置能力、国际影响力和创新活力的竞争。对天津而言,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既是落实国家战略的政治责任,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开放合作的重要引擎,意义重大、任务紧迫。
本文以天津市为例,综合运用政策文本分析、统计数据分析与比较研究等方法:首先梳理国家“十五五”消费升级的政策框架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战略布局;其次剖析天津的禀赋优势、建设进程与比较定位;再次论证并提出天津差异化突围路径;最后聚焦“打造国际美食之都”这一特色化路径的典型载体作专题深化。全文力求论点清晰、论据充分,以权威政策文本、政府统计公报与公开数据为支撑。
从经济学理论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经历了长期的理论积淀。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强调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与消费的协同扩张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恩格尔定律进一步揭示了居民消费结构随收入增长而演变的规律,即食品等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上升。进入现代经济阶段,服务经济理论指出,当人均收入跨过一定门槛后,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将持续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国内研究对服务消费的贡献作了系统的量化分析。张思、刘好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研究表明,“十五五”时期中国服务消费面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壮大、新型城镇化加速等有利因素,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服务消费在人均消费支出中持续增长,服务消费将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动能[3]。张颖熙指出,服务消费具有产消同步性、高收入弹性、非标性与异质性等核心特征,已成为驱动居民消费升级、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但供需适配性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4]。田野依据国际经验测算,2030年中国服务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将明显提升,能够有效发挥扩大内需的作用[5]。
从结构目标看,参照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后,服务消费占比将显著上升。研究测算表明,到2030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有望明显提升,服务消费将取代商品消费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5]。这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服务消费为核心抓手、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增长点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围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一议题,学界与政策研究界从内涵界定、发展路径、评价比较等维度展开了丰富讨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通常指在全球消费市场中具有显著集聚力、辐射力和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其核心功能涵盖消费资源集聚、消费品牌引领、消费场景供给与国际消费体验等多个方面。
国内研究多聚焦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路径与城市比较。有研究从文旅融合角度指出,文旅融合与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具有时空吻合性,阐明了文旅融合发展对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并从坚持旅游化发展、实施建设工程、构建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6]。有研究从新消费环境出发,解析新消费“新”特征,结合天津新消费发展实际,探索新消费浪潮下天津消费升级的创新路径[7]。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分别从服务消费理论、城市比较、文旅融合等角度切入,但将国家“十五五”消费升级政策框架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战略布局、以及城市特色化突围路径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仍显不足。尤其对天津而言,如何把“津味特色、陆海联动、三地协同”的禀赋转化为差异化竞争优势,并落实到“打造国际美食之都”等具体载体上,尚缺乏系统的战略思考。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作出补充。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服务经济转型、数字智能转型、绿色低碳转型、开放模式转型四大特征[8]。其中,服务经济转型意味着国内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居民生活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十五五”规划纲要设专门章节就“释放服务消费潜力”进行部署,提出“提高发展型消费比重”[1]。国家层面已形成以服务消费扩容为核心、以新业态新模式为抓手的消费政策框架。
当前国家“十五五”消费规划已形成顶层设计框架,核心围绕四大消费升级方向形成政策合力:
第一,服务消费成为扩容核心。目标到2030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提升至50%左右。一方面放宽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推动生产性服务消费(会展、航运、专业服务)向价值链高端延伸,补齐农村、下沉市场服务消费短板[2]。
第二,文旅消费成为流量入口。以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为目标,推动文旅从“观光打卡”向“休闲度假”升级,重点打造国家文化公园、世界级文旅IP集群,优化入境游便利化,推动国潮、非遗等文化资源转化为消费产品。
第三,新消费场景成为创新抓手。重点培育数字消费(即时零售、直播电商、AI沉浸式体验)、绿色消费(新能源汽车、低碳休闲、循环消费)、融合消费(“商文旅体展”跨界场景)三大方向,推进智慧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消费新基建建设,支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包容审慎监管。
第四,健康养老消费成为增量蓝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入实施,构建“医康养结合”的健康消费体系,发展中医药康养、运动健康、适老化改造、老年用品、旅居养老等业态,满足全年龄段健康消费需求[2]。
从战略逻辑看,四大方向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完整体系:服务消费扩容是“做大总量”的底盘,文旅消费是“引流入城”的入口,新消费场景是“升级体验”的抓手,健康养老消费则是“面向未来”的蓝海。四者相互贯通,共同指向消费结构由实物型主导向服务型主导的转型,为各地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了清晰的行动坐标系。
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此后深圳、杭州、成都、西安、武汉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目标,形成梯队竞逐格局。从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如图1所示),重庆以16688.5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上海以16600.9亿元紧随其后,北京、广州分别达到13677亿元和11032.4亿元,而天津约4139.6亿元,与前四城存在明显的量级差距[9-11]。天津“十五五”商务发展规划设定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为5000亿元,仍与前四城不在同一数量级。这一格局既说明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印证了天津必须走差异化路线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凭借庞大人口基数与网红场景经济超越上海登顶消费第一城,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稳居全国前列,成都则连超广州、深圳跻身全国第四城[11],显示出“特色化+流量化”正在成为城市消费竞争的重要变量。这一态势启示天津:与其在总量上正面追赶,不如在特色体验与留量转化上实现反超。

图1 首批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比
天津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的定位,与国家规划精准衔接,突出天津禀赋[2]。天津以“津味特色、陆海联动、三地协同”为内核,走出一条区别于北上广渝的特色化发展路径。这一“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定位,既立足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亚开放合作门户的区位功能,也回应了国家赋予天津的国际消费功能培育使命,为天津在“十五五”时期的发展划定了总体坐标。
需要指出的是,“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并非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简单复述,而是结合天津区位与禀赋作出的精准定位。它强调“北方”这一区域指向,突出天津在北方地区、特别是京津冀城市群中的消费引领功能;强调“核心区”,突出天津在区域消费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强调“国际”,则点明其面向东北亚、链接全球的开放取向。这一三重意涵,为天津差异化建设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坐标。
其一,文化独特性。天津拥有“近代百年看天津”的九国租界遗存、运河海河交汇的码头文化、曲艺相声等市井文化IP,是北方少有的兼具历史厚度与烟火气的城市[2]。其二,区位开放性。作为京津冀最近的出海口,天津是面向东北亚的海上门户,拥有自贸区、保税港、邮轮母港、平行进口车试点等开放政策优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三[8]。其三,资源多样性。天津兼具都市商业资源、海洋港口资源、山地生态资源,可满足都市消费、开放消费、生态康养消费等多元需求[2]。这三大特色构成了天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独特“资源底座”。
自2021年纳入国家首批培育城市以来,天津的建设进程可概括为六个阶段(如图2所示):空间布局确立、商圈活化、品牌活动打造、消费载体落地、政策配套、打造消费目的地[2]。具体来看,空间布局上确立海河为主轴、滨城和蓟州为两翼的布局;商圈活化上持续推进金街、五大道、意风区等核心商圈更新活化,盘活百余座历史风貌建筑;品牌活动上打造海河国际消费季、京津冀消费季两大品牌;消费载体上落地国家会展中心、东疆邮轮母港、国家海洋博物馆等重大载体;政策配套上完善首店扶持、离境退税等政策;“十五五”阶段重点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建设面向东北亚、辐射京津冀的北方国际消费目的地。

图2 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进程(六阶段)
从实际成效看,金街荣获“全国示范步行街”称号,2025年客流量、营业额比“十三五”末分别增长68%、1.1倍;“十四五”期间新增商业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盘活闲置商业设施面积近254万平方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旅客量保持北方第一;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成为我国北方展览面积最大的会展综合体[8]。2025年天津全年举办各类展会活动118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0.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17.9%、网上客房收入增长16.8%、网上餐费收入增长27.9%[12],消费结构向线上化、服务化升级的态势明显。
从结构看,天津消费升级呈现“服务化+数字化”双轮驱动的特征。2025年天津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214.33亿元、增长2.1%,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1442.76亿元、增长0.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8.6%[12],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成长正在为消费增长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分别增长1.1倍、75.7%、61.9%[12],升级类消费成为拉动社零的重要支撑,显示出居民消费结构向体验型、智能型升级的清晰轨迹。
从总体规模与发展定位看,首批五大城市的比较关系如表1所示。天津在社零总量上与前四城存在量级差距,但其“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定位与津味特色、陆海联动、三地协同的禀赋,使其在区域消费辐射、对外开放门户、港口邮轮消费、生态康养消费等方面具有差异化比较优势。
表1 首批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规模与发展定位对比
城市 | 2025年社零总额(亿元) | 发展定位 |
上海 | 16600.9 | 全球消费品集散中心、首发经济策源地 |
北京 | 13677 | 国风国潮、首发经济、文旅演艺、京郊微度假 |
广州 | 11032.4 | 千年商都,粤港澳大湾区消费门户 |
重庆 | 16688.5 | 山水城市特色消费、网红场景经济 |
天津 | 约4139.6 | 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津味特色、陆海联动 |
数据来源:各城市2025年统计公报、天津市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及张少龙教授主题报告。
综合来看,天津的比较优势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区域枢纽功能与特色供给能力。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消费市场腹地广阔、港口开放功能突出的核心城市,天津既是北京高端消费的外溢承接地,也是东北亚入境消费的重要门户,其“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的定位具有坚实的地理与功能基础。
从数据对比可以清晰看出,天津在消费规模、高端供给、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与北上广深存在量级差距,不宜走“全面对标、正面竞争”的路线。天津的突围之道在于“五不拼五拼”(如图3所示):一是不拼规模拼特色,依托“河海山城”独特资源,走文商旅体展融合的差异化路线;二是不拼高端拼体验,打造沉浸式、场景化、年轻化的消费体验场景;三是不拼流量拼留量,把“票根经济”做深做实,让游客“留下来、花出去”;四是不拼单打拼协同,深度融入京津冀,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消费外溢;五是不拼存量拼增量,首店经济增速已达70%,继续保持高增速,缩小绝对差距[2]。
这“五不拼五拼”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理性选择。拼特色,是因为天津在消费规模上无法与头部城市比拼,唯有以“人无我有”的资源禀赋形成差异化供给;拼体验,是因为年轻客群正成为消费主力,沉浸式、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拼留量,是因为“流量经济”边际效应递减,唯有把游客留在城市过夜、重复消费,才能实现综合收益最大化;拼协同,是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消费外溢是天津最稳定、最现实的增量来源;拼增量,是因为首店经济、新消费品牌等处于高增长期,是缩小与头部城市差距最快的路径。

图3 天津差异化突围:从“全面对标”到“五不拼五拼”
对标国家四大消费升级方向,天津立足自身禀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落地举措,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天津“十五五”四大消费升级方向与落地举措
方向 | 天津定位 | 关键举措 |
服务消费 | 双轮驱动 | 生活性服务聚焦京津冀居民需求,布局高端医疗、国际教育、精品商业;生产性服务依托港口、国家会展中心,做强会展经济、航运服务、跨境贸易,打造北方会展之都、航运服务消费枢纽 |
文旅消费 | 津味IP | 挖掘近代百年历史文化、运河海河文化、码头曲艺文化;打造“津门故里”“近代东方华尔街”等文旅名片;做强北方国际邮轮母港,提升对东北亚、东南亚入境游客吸引力 |
新消费场景 | 数实融合 | 推进金街、意风区等核心商圈智慧化改造;布局跨境电商新零售、保税展示交易、低空消费、工业旅游等特色场景;依托制造业基础发展“消费+制造”反向定制,打造北方新消费品牌孵化地 |
健康养老消费 | 生态+医疗 | 针对户籍人口老龄化率达25.6%、高于全国平均约5个百分点的现实,构建“市区高端医疗+滨海康复疗养+蓟州生态康养”银发经济链条,发展医养结合、旅居养老、中医药养生等业态 |
总的来看,天津四大方向的落地呈现出一条清晰主线:以“双轮驱动”做强服务消费底盘,以“津味IP”打造文旅消费入口,以“数实融合”激活新消费场景,以“生态+医疗”开辟健康养老蓝海。四个方向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共同服务于“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这一总体定位,也与国家四大消费升级方向形成精准呼应。
“票根经济”是天津推动流量向留量转化的关键抓手。天津推出“票根经济2.0版”,延伸消费链条,加强与赛事联动促销,实现流量到留量转化[8]。从实践看,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天津179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16.9%,6家餐厅入围高德“国庆指南:全国前100餐厅”,桂顺斋、大桥道等传统品牌日均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39.7%和30.4%,营业额实现翻倍[13]。这一数据印证了“沉浸式体验+文化IP+多元消费”的留量逻辑:通过一场演出、一场赛事、一次citywalk,把“路过的游客”转化为“驻留的消费者”,让消费在时间与空间上得到延展,从而以小体量投入撬动大体量综合消费。
从经济机理看,“票根经济”的本质是将一次性的文化、体育、演出活动转化为多场景、多时段的综合消费链条。一场演唱会带动交通、住宿、餐饮、零售、夜经济的联动消费,其杠杆效应显著。天津以“河、海、山、楼、港”特色资源为依托,夜游海河、桥边音乐汇、V1汽车世界、民园1920街区等消费新空间市场活跃[12],正是通过持续供给高质量的“场景内容”,把“一次性流量”沉淀为“长期留量”。
在留量转化中,品牌与老字号是不可或缺的载体。天津拥有桂顺斋、大桥道、利顺德等一批兼具历史底蕴与市场口碑的老字号品牌,是“津味”消费最直观的名片。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支持“老牌新品”“国货潮品”发展,既是对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也是提升消费黏性、放大留量效应的关键一环[8]。
“美食之都”(City of Gastronomy)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八大创意领域之一,旨在通过美食文化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该网络于2004年创立,涵盖手工艺与民间艺术、电影、设计、美食、文学、媒体艺术和音乐八个创意范畴,致力于促进创意和文化产业成为地区发展战略的核心[2]。申请成为“美食之都”的城市必须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多项标准,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食之都”申报八项标准
序号 | 标准内容 |
1 | 具有发展良好且具地方特色的美食文化和人文背景 |
2 | 拥有活跃的美食社群,包括众多传统餐厅与厨师 |
3 | 在传统烹饪中使用本地原生食材 |
4 | 当地知识、传统烹饪实践和技艺历经工业、科技进步后仍被保存 |
5 | 拥有传统食品市场及产业 |
6 | 有举办美食节、比赛、奖项等活动的传统习俗 |
7 | 尊重环境,推广可持续在地产品 |
8 | 培养公众对饮食的欣赏,推广营养教育,并在烹饪学校课程中纳入生物多样性保育内容 |
资料来源: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
截至2026年8月,全球共有66座美食之都城市,其中中国7座(成都、顺德、澳门、扬州、淮安、潮州、泉州),是全球拥有美食之都数量最多的国家(如图4所示)。成都于2010年成为中国首个“世界美食之都”,其后顺德、澳门、扬州、淮安、潮州、泉州相继入选。福州、台州、济南、温州等地已启动或计划申创。2026年,七个中国城市代表在扬州联合发布美食之都城市倡议[2]。

图4 中国UNESCO“世界美食之都”入选历程(中国共7座,全球最多)
这一格局为天津提供了重要机遇与参照。从各城市模式看,成都以“市井生活型美食之都”著称,走“川菜文化+大众烟火+全产业赋能”之路;顺德以“厨师之乡”见长,强调“本味技艺+人才驱动”;扬州主打“文人淮扬运河文化”,突出“精致宴席+美食教育”;泉州依托“宋元海丝美食之都”,强调“海洋贸易遗产+海丝文化”[2]。天津若要跻身其中,必须找到独特的“津味”叙事与差异化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
对天津而言,申创美食之都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与差异化空间。一方面,中国美食之都多集中于南方,成都、顺德、澳门、扬州、淮安、潮州、泉州均位于南方,北方城市尚属空白,天津若成功申创将成为北方首个世界美食之都,具有鲜明的示范意义和稀缺价值。另一方面,天津“河海两鲜+中西交融+港口汇聚”的美食底色全国罕见,具备差异化叙事的坚实基础。这既是天津打造国际美食之都的机遇所在,也是其服务“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定位的重要支撑。
天津美食具有三重底色:一是漕运文化孕育的河海两鲜菜系,二是百年租界留下的中西交融味道,三是天津港汇集全球的开放底色。三者共同构成“九河下梢·河海津味,中西汇流的港口美食之都”的核心定位[2]。基于此,天津提出打造国际美食之都的三级发展梯度(如图5所示):第一阶段建成京津冀美食区域中心,以天津特色连接区域消费与产业资源;第二阶段建成全国特色美食之都,实现津菜产业与节点IP成熟,跻身国内美食城市第一梯队;第三阶段建成国际美食之都,以真实能力提升国际吸引力与认同,具备正式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食之都的条件[2]。

图5 天津国际美食之都三级发展梯度
天津打造美食之都,遵循“根—场—器—桥”四维导向:以“津味”为根,夯实美食文化根基;以“京津冀”为场,做大区域消费与产业场域;以“人工智能”为器,赋能美食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国际化服务”为桥,链接全球美食资源与入境消费。其核心逻辑是“美食之都=城市吸引力+持续竞争力”[2]。
其中,“根”的维度是基础。津菜文化源远流长,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独特的地理区位形成了津派文化的多元性,津菜文化附着于津派文化,形成了河海两鲜、开放包容的餐饮特色[14]。只有把“津味”这一文化根基做深做实,才能为美食之都建设提供持续的辨识度和生命力,也才能与成都、顺德等城市形成差异化区隔。
具体而言,“器”的维度尤具天津特色。依托天津深厚的制造业基础与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可推动“AI+美食”的场景落地,如智慧餐饮、数字菜谱、虚拟主厨、跨境美食直播、供应链数字化等,让传统津味以数字形态“出圈”。2025年天津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餐费收入增长27.9%[12],已初步显现数字化对餐饮消费的赋能效应。在“场”的维度,天津应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枢纽作用,联动北京的高端客流与河北的产业腹地,以“京津冀美食节”“跨区域精品线路”等载体做大区域消费场域;在“桥”的维度,依托国际邮轮母港、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溢出效应和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把天津建成中西美食交流、全球食材汇聚的国际化窗口,实现“津味出海”与“全球入味”的双向奔赴[8]。同时,以“国际化服务”链接入境消费,深化离境退税、多语种服务、跨境支付等便利化措施,将天津打造为东北亚入境美食消费的重要门户,使“津味烟火”成为可感知、可传播、可持续的城市吸引力。
第一,“十五五”时期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进入“特色化、国际化、辐射力”比拼阶段,天津面临从“基本建成”向“全球能级跃升”的攻坚任务。第二,天津在文化、区位、资源上具有独特禀赋,但消费规模、高端供给、国际化程度与北上广深存在量级差距,不宜走“全面对标”路线。第三,天津应以“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为总定位,走“五不拼五拼”的差异化突围路径,以“河海山城”资源为基底、以文商旅体展融合为纽带、以“票根经济”为抓手实现流量向留量转化。第四,“打造国际美食之都”是天津特色化路径的典型载体,应依托三重底色,按三级发展梯度推进,以“根—场—器—桥”四维导向系统实施。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部门协同,把“北方国际消费核心区”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港产城融合统筹推进,加快构建“大消费”格局,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合力。二是加快消费场景与载体升级,深化金街、五大道、意风区等商圈智慧化改造,盘活存量商业空间,培育首发经济、票根经济、低空消费等新增长点,推动“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见效。三是深化文旅体展融合,做强海河国际消费季、京津冀消费季等品牌活动,以“文化IP+沉浸式体验”提升留量转化,把“票根经济”做深做实。四是系统推进美食之都建设,围绕“根—场—器—桥”四维导向,健全津菜标准与谱系,布局南市食品街、西北角、滨海海鲜集群、意风区分工协作的美食节点,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五是持续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深化离境退税、入境消费便利化,扩大邮轮母港、会展经济、跨境电商等开放型消费功能,提升对东北亚、东南亚入境游客的吸引力。六是建立动态评估与滚动推进机制,对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国际美食之都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年度监测、中期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及时校准建设路径,确保“十五五”各项目标可量化、可考核、可落地。
综上,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既是对国家战略的落实,也是对城市特色发展道路的探索。立足禀赋、差异突围、以特色求胜,天津有望在“十五五”时期走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化建设之路,为全国同类城市提供可资借鉴的“天津样本”。
作者:张少龙,中国市场消费文化学者,孙治方经济学奖得主
高丽,天津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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