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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化中，古圣先贤多有路径意识。例如，《道德经》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菜根谭》云：“天理路上甚宽,稍游心,胸中便觉广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才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涂”；《增广贤文》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呈现出路径思维的丰富性，可予今人有益启迪。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要“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广大民营企业要跟上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步伐，必须从战略层面上，加强对发展路径的调整和优化，确保始终走在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大道上。 本报告是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与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继2021年、2022年联合完成《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民营企业提振信心的调研报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营企业发展目的及价值取向研究》之后的第三个年度研究课题，旨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资源，就新形势下民营企业该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以及如何选择，给出我们的理解、分析与方案。 一、关于路径以及发展路径的一般阐释 路径，按照最朴素的定义，可以理解为途径、门路、门道、门径、路数等等。就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术关系而言，路径更多地属于“术”的范畴，但选择什么路径以及如何选择，则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地受到“道”的制约。而有关路径及其特性的一般阐述，可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路径具有相对独立性。人类的一切行动，都为一定的目的所支配。目的，就是“人在行动之前根据需要在观念上为自己设计的目标或结果”。目的是事物行进的指向，而路径是为实现目的服务的。目的决定和制约路径，达不到目的，路径再好也没用。但是，路径也有其不可漠视的独立性，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甚至会反作用于目的。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独立性，显现出了路径本身的独特价值以及绝对重要性。例如，阳明心学认为“心即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主张内求于心，不必像程朱理学那样格物致知、心外求理，而是“心体本有”，只要人人在心中求即可，其路径就是“致良知”；而要“致良知”，又必须“知行合一”。在此，“致良知”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对于“知行合一”而言，它已同时转化为另一层面的目的追求，并且自有其具体内涵和意义衍化。由于路径有时被下一层级“界定”为目的，因此它表现出特定的一身二任，即目的与路径浑然一体，从而使之更具有相对独立之特质。它不是凝固地只附着于某一目的，有时是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而存在。 有意思的是，相对独立性的存在，很多时候还会导致出现路径与目的在变化上未必完全同步的状况：其一，路径有时落后于目的要求，有时又有可能超前于特定目的的发展要求；其二，路径被要求必须与目的在发展方向上保持一致，但有时也会出现偏离甚至背离。这种相对独立性决定了人们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必须把路径及其选择作为重要问题来考虑。例如，“摸着石头过河”，在我国启动改革开放、尚无市场经济建设经验的背景下，不失是一种务实之举、明智之举，颇具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使之形成了超阶段的稳态特质。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搞、经济特区能不能办之类的问题，而现阶段面临的则是如何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会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因此“新时期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发生变化，但“摸着石头过河”则依然要有所坚持，这典型地揭示了路径选择上的相对独立性。 （二）路径具有多样性。很多时候，目的只有一个，但实现的路径多种多样。同样的发展目标，不同组织、不同个人的路径选择也不尽相同，甚至千差万别，正所谓“殊途同归”。例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可以多措并举，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等等，这就是路径选择的多样性，既并行不悖，也应在具体实践中各有侧重。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被后人称为“世界地理巨著”，甚至是“宇宙未有之奇书”。它比东汉末年的《水经》原著字数超过几十倍，记载了1000多条水道，所涉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部分，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及文学诸多方面都有极高的典籍价值。郦道元自幼陪伴时任青州刺史的父亲郦范观水察水，自然濡染“以水为德”，认为做人要像泉水般清澈纯净，像河水般热血奔涌，像海水般有容乃大。央视《典籍里的中国》将此演绎为“大丈夫行事当如水，遇万丈深渊，奔涌而下，果决勇毅；大丈夫持志当如水，经百折千回，东流入海，坚定不移；大丈夫立功当如水，所到之处，润泽万物，利益世人。”在郦道元看来，“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而他对华夏九州山水的热爱，一般可通过理水、治水或兴水等多种路径来实现，但最后则由于仕途几度起落，“我不能在山水之间建功业，就以记山水为功业”。他搜罗并遍阅地理书籍，注述天下水道，引用文献400余种，写就了这部30余万言、40余卷的“地志水道之书”、“山水地志之学”（有人称为“郦学”），实现了“吾受命于天，竭力善民”的人生目的。郦道元以注释经，成就功业，“东方不亮西方亮”，证明路径具有多样性，只要目标坚定，总能找到相应的最佳路径。这里的关键，还是要有信念、信仰的力量。 路径的多样性，体现的正是事物发展规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每个人、每个组织在目标确立之后，必须根据自身的现实条件和外部环境，来选择和决定发展路径，而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套路，即使像郦道元那样在别无选择的严酷现实中，也要考量发挥好“以水学德”、“水德合和”等自身优势，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也正因为路径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使得一些组织和个人经常会遇到目标虽已明确，但实现的途径、方法却不清晰、不知该如何择定的现实矛盾与困惑。 （三）路径具有迭代性。路径是动态演进、不断调整变化的。韩非子曾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企业发展为例，国内外很多知名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其路径选择是随着规模的扩大、行业地位的提升。以及企业家视野、格局的不断拓展而演进不止的。例如，吉利汽车进入汽车市场之初，主要靠低价打法作为突破口，为企业迅速做大赢得先机；经过几年高速增长后，企业发展进入瓶颈期，甚至由于管理和配套资源没有跟上规模扩张，品牌形象和产品质量都受到一些影响。通过反思，董事长李书福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汽车公司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低端走向高端，从价格优势走向技术领先，面对消费升级，唯有向上发展”，由此吉利开启了由价格优势取胜向“技术先进、品质可靠、服务满意、全面领先”转型。通过转型，吉利实现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成功推出了新的品牌系列，建起了先进的整车、发动机、变速器等产品和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体系，产品销量和企业抗风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从2010年起，吉利又将国际并购作为主要路径选择，先后收购沃尔沃汽车、宝腾、路特斯，参股戴姆勒，实现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并逐渐从以资金换技术开始升级到向外输出技术和管理，不断向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吉利的发展历程，较为清晰地展示了路径的迭代演进特性。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选择何种路径以及如何选择，事关能否行稳致远。因此，选择正确发展路径、科学谋划发展路径、不断优化发展路径，避免路径依赖，就必须如孟子所云“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防止走偏走歪。可以说，这是每一个民营企业都要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而企业家作为企业的核心，对企业发展路径则起决定作用。企业家的创新、适度冒险、奋发、责任、境界、格局等精神特质，甚至其脾性、行为方式等能否真正做到“精奥于品、厚德于心”，都会对企业发展路径产生深刻影响。在很多时候，与其他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相比，企业家显然更具决定性。 二、民营企业发展路径：影响因素、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 “回头自爱晴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既受环境和历史影响，也由民营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塑造，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呈现出很多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几个影响因素 企业的发展路径不能任意选择，也不是凭空选择，既由所处的环境决定，包括国内政策环境、国际环境等，也由自身的成长历史决定。这些国内外环境和成长历史等，确定了民营企业发展路径的决定因素和约束条件。 一是国内政策环境的影响。我国民营经济因改革而崛起，从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允许农村个体经济存在，到十二大报告提出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到十三大报告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十四大报告提出多种所有制长期共同发展，到十五大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都为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而调整和优化政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重建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松绑民营企业，对民营经济放开更多领域，给予更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充分肯定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的重要贡献，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步伐，许多政策举措将越来越有利于增强广大民营企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当前，数字化、智能化浪潮席卷而来，中国政府推出许多政策举措，鼓励和引导广大民营企业转型发展，进一步拓宽了路径选择空间。 二是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民营经济因开放而腾飞，随着1978年后中国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吸纳国际资金、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曾经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历了从欧美向日本再向亚洲四小龙的转移后，开始大量向中国转移。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导向、融入国际大循环，为我国民营经济向世界输出产品和服务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多种路径。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开放之门进一步打开，民营企业立足中国、走向世界，不断有佼佼者从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追溯历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人”、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爱国企业家典范”的卢作孚便是范例之一，能够进一步说明具有不确定性或动态多变的国际环境，对于任何企业的路径选择都有难以回避的深刻影响，而这种路径选择往往为特定的文化及精神所支配。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之初，就提出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以“为国担责、为民造福”为使命。他曾深情地说：“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但是，如此美好的理想境界，当二战乌云袭来、国际环境恶化之际，显然无法以和平方式得以实现。卢作孚便不得不以破釜沉舟作为救扶之策和行义之道。1938年秋，武汉沦陷，3万多滞留人员和9万多吨工业物资聚集在宜昌待运，形势极其危急。而卢作孚临危不惧，毅然飞抵宜昌亲自坐镇指挥，集中全公司所有运力以及紧急征用的2860只木船，冒着日机的狂轰滥炸，在“黄金40天”内将全部滞留人员抢送至重庆大后方，在两个月内将全部物资转移至安全地带，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极为珍贵的命脉性家底。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被日机炸沉船舶16艘、牺牲船员117人、伤残76人。尤其是“民俗轮”炸沉事件，震惊中外，而卢作孚及其全体员工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爱国精神则永载史册。 三是悠久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勤劳节俭、尊师重教等优良传统，为商业文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自近代以来，一些有识之士筹集资本，发展和利用新技术，组建商业组织，发展规模经济，甚至建立起大规模的横向、纵向一体化企业。海外华人也素以经商传统而闻名，在不同的所在国及社会里与贫困抗争，纷纷富足起来。各具特色的浙商、闽商、粤商、晋商、徽商等传统商业文化，为当代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和精神资源。 在厚重深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中华商道有着绚烂多目的独异光彩。 四是民营企业自身机制优势的影响。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机制优势主要在于具有明确的自然人终极责任主体，使之有足够的动力和激励把确定合适的发展路径放在显要位置上。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有独立自主的快速决策机制，风险意识强、市场洞察力敏锐、勇于创新突破。民营企业所有者有动力把企业经营好，而不是把企业当成捞钱的地方、升迁的垫脚石；有动力迎难而上，而不是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动力落实和营造公平的激励环境、精简组织结构、优化人员配置，而不会因顾及情面以及推进难度而踯躅不前；有动力找差距、找问题，采纳高效先进的管理方式，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精益求精、持续优化，而不是安于现状、管理粗疏、跑冒滴漏…… （二）几个主要特点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民营企业发展路径有着基本的“同”，也有很多的“异”，呈现出生动、多样的选择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三个鲜明特征。 一是时代差异性。不同时代、不同起点的民营企业，行走的是不同的发展路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企业大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欲求很低，希冀挣点钱养家糊口、改善生活而已。当时许多条件并不具备，只能以原始积累、随机增长为路径；而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体系较为完善后的新世纪新一代民营企业，很多是以争取资本和各项专业化服务的助力、迅速配齐所需资源、高举高打为路径的。这种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体现了不同企业面临骤变或激变时代所展现出的某种适应和进化。 二是动态演进性。随着环境的变化、企业的发展、企业家自身的成长……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也应持续动态演进。 有的企业在起步阶段走低质低价之路，规模小且运营灵活，只求存活下来、解决生存问题；企业成长并站稳脚跟后，开始走树立品牌之路，完善管理体系，关注可持续发展；在进入成熟阶段后，则试图深化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等，走突破“天花板”之路。 例如，湖南怀仁健康产业集团风雨兼程，由小到大，创办20余年，目前已成为医药大健康行业的标杆企业、“耀眼明星”以及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副会长单位和湖南药店联盟理事长单位。从发展历程看，创建以“仁爱”为主题的企业文化，是其缔造一个“惠泽民众健康，受人尊重，经得起市场、历史考验的百年医药企业”的重要路径。但是，这一重要路径并非当年初创时就从天而降，而是在企业节节向上的过程中尤其是自从沐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阳光雨露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的。董事长林承雄说，“以仁立世，以爱传承”“怀仁高度重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怀仁企业的特色，怀仁文化是怀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其实是优秀企业家有了“路径自觉”后的内心感悟及境界升华。 三是形态多样性。成功的企业路径几乎相似，失败的企业路径则各不相同。企业的成功需要同时具备多个条件，包括符合国家战略、立足自身实践、诚信守法经营等，因此其生存与发展路径往往有相同点。而不同的企业和企业家又因所处行业、自身资源禀赋、个性特点等特殊因素呈现出路径选择上的差异化、多元化。例如，有的企业擅长并购扩张，搞外延式发展；有的企业聚焦主业，致力于“专精特新”；有的企业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形成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敏捷组织；有的企业将完善管理流程和管理制度摆到突出位置，务求治理结构良好规范；有的企业以销售见长，不断完善营销网络；有的企业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以密集资本打造企业“护城河”；有的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精益求精，持续提高效率，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优势；有的企业适时引入外部投资者、职业经理人，完成从私人企业向社会企业的转变……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极具丰富性乃至不可穷尽之特性。正因如此，我们才应放开眼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整个人类文明层面努力汲取有益的滋养。 （三）几个突出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大兴民营经济以来，众多民营企业选择不同的经营之路，从弱到强，走向成功。但是，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在发展路径上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沿袭老路。所谓沿袭老路，就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其原因很多，例如线性思维、思想僵化、迷失方向等，以及骄傲自大（古人说：“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都会导致一味沿袭过去的做法。很多时候，走老路是最省事的，但也会逐渐陷入泥淖，导致企业走向封闭、僵化和衰落。 有的企业享受到了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红利，趁势发展起来，却错误地以为全是自己有能耐、自己的搞法很“独到”，在新形势下仍然按照老套路行事，最后不得不败回原点； 有的企业简单采用过去几年的增长趋势搞线性外推、预判未来，因此盲目乐观、盲目投资，没有充分估计市场变化风险，结果一旦经济景气远不如预期，就碰得头破血流； 有的企业多年来守着老一套，抵触变化、恐惧变化，缺乏适应性，习惯于吃老本；或者不思进取，守成有余、开拓不足，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或者内部利益格局固化，管理团队萧规曹随，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没有察觉市场变化，无法捕捉发展机遇。 二是捷径取巧。所谓捷径取巧，就是自鸣得意、急功近利。其原因也很多，例如单纯追求速度、追逐热点、追求指标等，行事漂浮，缺乏务实之心和长期主义，将投机取巧等当作捷径。走捷径，或许能给企业带来短期利益，却难以支撑长足健康发展。 有的企业急于扩张，跑马圈地，冒险急进，生怕失去机会，但管理能力跟不上业务发展，徒有规模增长的外表，内部管理粗放、漏洞很多。快速扩张期掩盖的问题，一旦在增速放缓时爆发，其发展便不可持续，以致于轰然倒下；有的企业盲目跟风，热衷于追逐热点和风口，编故事、炒概念不亦乐乎，难以做到王安石所云“临行而思，临言而择”。区块链火了，开始炒虚拟币；元宇宙火了，开始做虚拟空间……只想挣快钱，不肯踏下心来实干，而且缺乏判断能力，表面光鲜，实质浮浅，后劲疲软； 有的企业不愿做基础工作，过于看重短期的产出、规模、速度等指标，而缺乏长远眼光，忽视战略、运营、生产等方面的体系化建设和效率提升，违背“磨刀不误砍柴工”之常识。殊不知企业的有效发展，不能光靠指标的增长，当企业扩张到一定规模后，更应考虑可持续性盈利和增长。 三是误入歧途。所谓误入歧途，就是事与愿违，偏离正道。时常发现一些民营企业目标定位不错，一开始确定的路径也很适配，但走着走着便出现摇摆，“动作变形”、“扭曲”或“走样”，以致误入歧途。这几乎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很能使人联想到李白名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有的企业设定战略目标后，却缺乏定力，不坚守自己的能力圈，不聚焦主业，资源配置主次不分，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有的企业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被各种光环所迷惑，误以为无所不能，什么钱都能赚，任一业务领域都能达致“优秀”层级，以致最终让已有的优秀成为走向卓越的“拦路虎”。 四是背道而驰。所谓背道而驰，就是居心不良，恶意作乱。这类企业虽然为数不多，但对民营经济整体形象的损害不可低估。它们心为物役，完全罔顾法律和道德底线，明目张胆地违背天理大道，走歪门邪路，利令智昏，不惜损人利己，为社会公众所不齿。 例如，以坑蒙拐骗、背信弃义为能事，不惜突破“商以诚为德、人以信为本”的底线，做产品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搞销售则假冒伪劣、坑害客户。还不以失信为耻，任意拖欠货款和员工（包括农民工）工资等； 又如，蓄意搞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造成大量资源破坏及浪费；或公然违法排污，利欲熏心，于损坏生态环境和公共利益而不顾； 再如，刻意追求大而不倒，通过各种手段大规模负债，以规避监管；或将做生意等同于赌博，赌赢自己赚，赌输便由金融机构、债权人以及政府兜底，可谓用心不良，与古圣先贤信奉的“已致良知”有云泥之别、霄壤之差。 对于背道而驰者，因其皆因心地变坏变歹变恶，故拯救之道也许莫过于设法启领其进入中华文化新天地。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些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中华经典在绝妙经纶处无一不落于“心”上、无一不讲“心”的奥妙，若能对症下药，或许可从“心”开始，走出一条改过自新之路。 以上这些突出问题，显然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不合拍或不合辙。进入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在探索和实践正确而又有效的发展路径方面，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去避免沿袭老路、捷径取巧、误入歧途，更不能背道而驰。否则，就很难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真正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三、几个实践案例及其启示 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民营企业发展路径的现实状况，我们先后深入山东青岛、贵州贵阳、宁夏银川等地，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调研和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发现和剖析典型案例，以引发对民营企业发展路径的更多关注，拓展相应的观察和思考空间。 案例一：青岛海利尔集团 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发展进步的灵魂和不竭动力；就企业而言，也是焕发生机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民营企业走上了创新之路，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及创造出来的市场价值，在推动产业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创新，毋宁死”，这就是诸多成功企业的共同感悟。 青岛海利尔集团（以下简称“海利尔”）作为一家土生土长的青岛本地企业，从24年前的小规模地方企业，成长为一家集农药与新型肥料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全球化大型农化集团以及排名领先于全行业的知名企业，正是在其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走创新引领之路。海利尔深知，“心存敬畏，能克己，方能成己。”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专注作物科学，服务世界农业”为使命，以“做好了再说”为核心价值观，以作物为原点，以专业的态度和实力专注于作物植保科学的研究及应用，主要在研发、渠道、服务这三方面加强探索创新，持续满足作物和种植者不断变化的新需求。在海利尔的经营哲学里，作物与种植者永远是企业最基本同时又是最重要的原点，利他思维永远是企业运营和存在的前置条件。作物的丰硕之美、种植者的丰收之喜是价值的核心要义与精髓所在，也是海利尔对价值创造与实现的最好诠释。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传承者，海利尔把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萃取优秀传统思想中与企业建设相生相适的文化精华，将创新视作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苟日新，日日新”。此外，还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打造真正符合企业发展的海利尔自己的文化。海利尔的企业使命，企业理念，企业宗旨，“三道文化”，六大立场、十大原则……无不闪耀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哲理和光辉。 一是专注研发创新，夯实发展基础。在海利尔看来，技术研发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引擎，也是决胜未来的“护城河”。为了保障研发的原创性和前瞻性，海利尔在打造一流研发团队的同时，不惜巨资加大硬件投入。除此以外，还致力于创建覆盖全国重点作物的生测网络和技术策源地，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化合物，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向原药和中间体领域延伸，推出自主研发和专利产品，增加前景广阔的农药原药品种，取得了丰硕成果。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工匠精神是海利尔研发团队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团队成长的职业操守指引。海利尔有着严谨的研发流程，从作物问题的界定到种植者需求的确切把握、从研发课题的确定到方案的反复甄选、从原药的工艺路径创新到剂型技术的持续优化、从原材料选择到生产全过程的品控、从小范围的试验到大面积的示范、从效果的跟踪到证据的搜集，对每一个环节，海利尔都坚持丝丝入扣。 经过多年努力，海利尔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创建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农业部农药研发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建海洋生物源农药与环境友好型制剂工程研究中心等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拥有发明专利90余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30多项，多次荣获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前后承担国家863计划、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星火计划和火炬计划，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企业联合创新项目等。目前，海利尔剂型技术、质量技术参数比肩国际先进水平，正在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行业领先的新农药5个、新化合物储备10余个。未来10年，海利尔拟为全球贡献不少于8个新专利杀虫杀螨剂、5个新专利杀菌剂、5个新专利除草剂，用以解决目前各国都尚未解决的病虫草害问题，持续为全球客户和用户创造价值。正是基于坚持不懈的研发创新，为海利尔药业的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五年来，海利尔的业绩年均复合增长达到29.2%。 二是致力渠道创新，提升传播价值。任何研发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彰显其价值，而渠道是实现价值传播不可或缺的载体。不同的时代，渠道的定位和作用不同，渠道定义也在持续变化。以前，企业主要靠渠道去显露产品，让消费者看到。如今，渠道不只是展示产品，还能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海利尔在注重技术研发创新、筑牢企业发展根基的同时，着眼于渠道创新，不断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优化企业品牌价值传播。 海利尔审时度势，在理念相通、价值观认同、向度一致的前置条件下，鼎力推进与渠道伙伴的战略联盟，全面构建利益共同体。为此，一方面持续优化渠道选择与评价标准，给予最具价值客户、最具成长性客户的特别支持；另一方面未雨绸缪，直面市场环境变化对渠道提出的新挑战，以海利尔商学院为平台，创建渠道成长训练营，通过理念与价值观修炼、市场认知与解读、经营能力提升与风险规避、团队打造与绩效管理、专业知识学习与专业化服务等五大模块打造厂商能力共建系统，帮助渠道伙伴实现专业化、职业化转型。 如今，海利尔的渠道伙伴已经成为传播产品与方案价值的中坚力量。不断深化的战略联盟让渠道伙伴不仅收获了业绩，更让他们收获了成长、提振了信心，对与海利尔的合作怀有更多期待。随着农业集约化时代的到来，“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的种植业新格局正在形成，中国农业进入主流换档的关键时期，农资行业也由此全面步入服务驱动增长的专业化红利时代。海利尔顺势而为，持续升维专业化水平，打通价值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放下身段，扎根终端，坚定不移地走向田间地头。这既是海利尔对种植者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海利尔营销变革的关键动作。 三是聚焦服务创新，应对市场变化。海利尔清晰地认识到，未来的农业竞争，将全面进入更具系统意识、贯穿农业全产业链的“集成创新”新阶段。面对充满挑战的新常态、新生态、新业态，海利尔逐浪潮头，除了不断研发新产品、开拓新渠道外，还以客户为中心，倾力组织服务创新，以提升客户体验和自身竞争力。 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已有两千多家农药企业，市场格局以小、散、乱为特征。随着环保压力加大，以及国外巨头纷纷来华布局，整个行业波动加剧，迫使相关企业加快转型。为此，海利尔的应对之策主要是聚焦服务创新。首先，选择以技术服务为切入点，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专业服务平台，构建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其次，企业技术服务人员为农户提供一对一技术指导，不论是否使用海利尔的产品，均可列入被服务对象；第三，在公司内部，针对每一个作物的细分领域，都相应组建专业的作物技术服务团队（共700余名技术服务人员），服务全球植保市场，为人类世界的作物健康、提质增产保驾护航。 专业事，专业人，专业做。海利尔视专业为安身立命之本，将服务作为天职，不断创造超越种植者预期的感动，以一颗赤诚之心诠释自己的使命。而产品与方案价值的快速传播以及专业化服务，使更多的种植者成为方案价值的体验者和受益者，共同在农业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书写新华章。 案例表明：以创新驱动作为企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应是当今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大觉醒。在我国浩瀚的历史典籍中，“创新”一词出现得很早，例如《魏书》中有“革弊创新”，《周书》中有“创新改旧”等，以及流传至今的“咸舆维新”“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等常用语汇。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新着实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它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已经注入到中华民族的思想基因里，融合到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进程中。企业没有创新，就没有价值和生命力。而以创新为发展路径，则意味着广大民营企业要加强涵养蓄积，当好爬坡过坎的“开拓者”、逢山开路的“先行者”，以舍我其谁的担当、敢为人先的勇毅、不胜不休的韧劲，不断开拓出企业发展的全新格局境界。 案例二：贵州一品药业集团 贵州一品药业集团（以下简称“一品药业”）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以从事代理和包装产品为主的民营企业。创办仅十余年，便一飞冲天，跻身中国药品零售企业竞争力百强企业，荣获全国药品流通行业最佳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管理奖、贵阳市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称号。一品药业相继在贵阳市、遵义市、兴义市、铜仁市、赤水市以及清镇、息烽、习水、松桃等省市县开设市场，现已拥有大中型门店200多家、员工1200余人、会员近百万人，旗下门店被评为贵州省零售药品经营服务示范店。概括起来，其发展路径可侧重归结为“诚勤之路”，即诚于服务、勤于服务，全心全意地把服务做好、做足、做精。 一是把服务做好。一品药业成立之初，为适应规模化、差异化、品牌化的市场发展需求，便决定借鉴国际先进的连锁药房经营管理经验，重组整合多家单体药店，走连锁发展之路。在经验丰富的营运辅导团队的帮助指导下，一品药业力求“百分百顾客满意”，建立了验证有效的药房作业系统、独特的连锁总部支持方案、完整的品类管理体系、专业的药房教育与经营管理课程，围绕质量、运营、组织、战略四大模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企业服务能力建设，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为了提升团队的服务水平，一品药业倡导在全公司共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董事长夏江在全体大会上首次提出“内修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_外融国际先进经营技术”，紧紧围绕连锁药店的发展战略，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发展趋势，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董事长到基层员工共同学习、研讨，将学到的知识融入到工作、生活、家庭中去，提高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工作热情，进而深耕客户、服务客户。在抗疫三年里，一品药业员工离职率不到4%（低于行业平均指标），公司业绩实现逆势增长。为了将学习培训系统化、制度化，还成立了一品商学院。此外，一品药业着力打造“家”文化，让员工感受到来自公司的“家人般的关爱和温暖”，得到了员工及家庭的支持和拥护，成为公司在短期内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躬读和践行大大促进了一品药业的团队凝聚力、服务能力，业已形成一支“两高”（即高忠诚度、高执行力）队伍；员工对客户的同理心不断提升，能从内心尊重客户并关注其每一项需求，以周到细致的工作态度去响应客户、服务客户，把“顾客满意度”作为服务的准绳，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促其切实落地。比如，为了保证“百分百顾客满意”，对于售出的已开封的保健药品也无条件提供退款服务。尽管保健品的提成很高，对公司利润有很大影响，但公司依旧坚持全额退款，并正常支付员工提成。 二是把服务做足。企业的价值，取决于能否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_逐利是人之本性，企业牟利为天经地义，追求高速增长亦无可厚非。但是，许多企业为了追求高速，“不免于欲利之心”，都想着抄捷径，而事实上，去做最靠近百姓、大多数人不愿意做的事，这才叫捷径。正如《道德经》启示我们的那样：“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_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善于处下，故能成其王；“上善若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以滋润万物为善，甘愿置身于众所厌恶的卑下之处，反而更接近于“道”。一品药业用自身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揭示了企业发展的真正“捷径”——诚于服务、勤于服务，认认真真地去做最靠近客户、用户而行业内大多不那么愿意做的事。 随着中国健康需求的持续提升、零售药店数量的高速增长，以专业服务为核心抢占市场份额已经成为药品零售行业的新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的医疗政策导向和市场环境变化极快。在医改、互联网平台经济调整、疫情肆虐等叠加因素的影响下，购药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演变，逼迫许多药企的终端药店转型升级，使不少药店经营者陷入了迷茫，不知路在何方。对此，一品药业则坚定地选择了一条“处众人之所恶”的发展之“道”，将药店的发展路径定位为“要做医院不愿做、互联网做不了、人民健康有需求的事”，转向慢病管理赛道，探索药店终端发展的新路子。 慢病由于发病率高、长期危害大、控制效果差，一直是国家疾病防控的重要目标。再加上慢病具有终身性、患者基数大、痛点多、干预手段多但整体依从性欠佳等特点，因此，如何影响新患者的药物选择和老患者的药物依从性，这对药企销售都是极大的价值区间。近年来，在慢病管理过程中，虽然最积极的参与方是各大药企尤其是外资药企，但是由于中立性影响与合规等问题，以及药企在慢病管理方面的服务能力偏弱，加之处于监管的红线（处方药无法直接或变相面向大众广告），使得很多药企亲自上阵，花费巨资，想要直接提供有价值的慢病管理服务，结果多以失败告终。一品药业看到了这一行业空白处，将之确定为企业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零售药店通过慢病管理来建立以顾客为导向的、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不仅是终端药店生存的基础，更是广大慢病患者的迫切需求。“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路径选择，考验的正是企业家的眼界、胸襟及韧性。自2015年一品药业决定走上慢病管理这条艰难之路，成立慢病管理中心后，便相继在各个门店设立慢病管理专区，之后又改进升级为“一品身心健康照顾站”，大胆引进国际药房专业服务作业体系, 秉持专业、健康、关怀三大保证, 逐步为顾客提供先进的健康管理与慢病管理服务。据统计，从2016年7月到2022年8月，“一品身心健康照顾站”中心店从最初10家发展到105家，还设立辅助店359家，慢病专员总计464人，慢病会员截至2022年10月累计71.2万人。 三是把服务做精。针对慢病患者的需求，一品药业挖掘客户潜在需求，注意每一个服务细节，不断提升专业化能力，建立相应的企业文化和制度，精心做好“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各项额外服务。 对于慢病管理来说，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为了淬炼出一支专业的慢病专员队伍，一品药业组建慢病事业部，加强培训慢病专员，将上大课的培训方式与店内小范围培训相结合，安排店内柜前实战演练和考核，尽快提升慢病专员的实践操作能力，以致在日常服务中为顾客提供慢病解决方案。为提高专员给出慢病解决方案的合理性、适用性，一品药业还聘请专业医师来加强审核，在慢病专员队伍中开展分级考核管理，对优秀的专员优质优价，引导专员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充分熟悉掌握慢病药物的药理、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注意事项、药物相互作用、不良反应、联合用药等业务知识，使慢病专员成为药店商圈内的“小专家”，进而提高整个门店的专业水平，为慢病患者提供专业服务，让他们不用再去医院就能得到有效缓解和治疗。 在实践中，由于意识到慢病管理是一个巨大工程，单靠药店做推动有许多局限，过于单薄，一品药业便着手联合厂家资源，共同进行慢病管理建设，为慢病患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改善方案，在做精服务上多下功夫。为此，一品药业还借助互联网科技赋能，不断优化在线远程问诊，给顾客提供治疗效果好而又省钱的慢病解决方案。调研发现，慢病管理其实是一条漫长之路，只有坚持走下去，才能渐显其效，正所谓“路虽远，行之将至”。一品药业的慢病管理项目起步较早，但历经十年，直到2020年才逐渐看到效果。疫情三年中，整个行业业绩下行，一品药业却不降反增，这给企业和员工们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经过测算，一品药业的慢病会员全部转化需要17年。但是，他们坚信，慢病管理最重要的就是“精诚服务”。 调研发现，要把服务做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路走稳、人做正。一品药业提出“销纯正药，做一品人”，倡导“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价值观，并引进“家+学校+军队”三位一体的企业文化发展模式，让全体员工感受到“一品是一个家，我们在这里互相关心、关爱；一品是一所学校，我们在这里不断学习、成长；一品是一个军队，我们象战士一样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正如《菜根谭·题词》所言，“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 案例表明：“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是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之要义，也是选择诚勤之路的伦理支撑。义与利，是人们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追求。一般而言，尚义取决于人后天的修养，求利则源于人共同的天性。在发展过程中，企业的合理利益诉求符合人性，顺理成章，也是正常的动力所在。但是，当面对利和义的选择时，能否做到“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乃至舍利取义，将直接决定何为正确发展路径。在这方面。一品药业的诚勤服务之路，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启示，至少表明路径选择是与价值观紧密相关的。在正确而又崇高的价值观指引下，那些坚定道德操守，勇于担责、敢于担责的企业、只要坚持用更长远的眼光，更坚定的使命感，脚踏实地去洞察和满足消费者内心深处的渴望及需求，就一定能找到恰当的发展路径和蓝海。 案例三：宁夏百瑞源公司 屈原《桔颂》有言：“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意即根深蒂固难以转徙，意志专一坚定不移；翠绿树叶洁白花雷，蓊郁繁茂令人欣喜；又言“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意即根深蒂固难以转徙，胸怀旷达没有贪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湍水横渡绝不逐流。这启发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企业，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孰高孰低，而是所朝的方向要坚定不移。宁夏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瑞源”）走品牌创建之路，秉持的正是这样一种心无旁骛、深耕不辍的品格、眼光和定力，使宁夏枸杞有尊严、有品位地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一是传统文化启迪品牌构建。企业品牌是企业文化及价值观的形象外化，是企业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一个有吸引力的良好品牌，对企业的发展壮大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正面效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商品竞争和企业竞争往往集中表现为品牌竞争，而品牌竞争又离不开文化支撑。实践表明，我国诸多悠久的知名品牌都是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的，例如全聚德、同仁堂、张小泉、六必居等等，无不体现着自己独特的鲜明个性与民族精粹。对于品牌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赋予其灵魂，使民族精神绵延流传、横亘时空。如果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产品和服务之中，品牌附加值就会大大提升，品牌生命力也能有效延展。 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枸杞市场持续走低，一时间农民种枸杞盈利甚微甚至赔钱，曾经的“致富果”沦为“伤心果”，以致砍树毁园之风席卷宁夏。直到2003年，百瑞源品牌开始冒尖，才使枸杞产品转向增值，带动当地的枸杞企业更为重视品牌建设。此前，宁夏的枸杞产品一直处于路边小店的兜售模式，其价格完全取决于当年的枸杞收成。这不仅让枸杞的品质无法保证，而且好枸杞也卖不出好价格。正是百瑞源对于品牌创建的执着，带动了整个行业走上了焕然一新的品牌化之路。 百瑞源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于创建之初就将品牌定位为“枸杞养生专家”。如果说《本草纲目》《中华药典》等古代医药典籍奠定了宁夏枸杞、中宁枸杞的地域公用品牌，那么，养生、食疗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无疑成了百瑞源品牌崛起的核心密码之一。它让宁夏枸杞从普通的农特产提升到了品牌产品，在颜值和品质两方面足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于它。 任何企业的成长，都不可能一马平川、一帆风顺，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肯定是磕磕绊绊，一路坎坷。百瑞源创立20年余，从行业跟随者到领导者，从宁夏名企到行业龙头，继而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也曾历经诸多风雨。在企业创建初期，因为没有知名度，百瑞源在各大店家和市场上处处受制，好不容易上了货架，也只是摆在不惹眼的最底层。由于各种费用和扣点越来越多，销量却越来越少，公司入不敷出，员工纷纷离职，倒闭危机一触即发。但是，弥足珍贵的是，百瑞源一直坚持以传统文化赋能品牌定位、品牌质量、品牌创新，以文化讲枸杞故事、塑企业品牌，“咬定青山不放松”，终于成功让自己的产品从超市货架的边边角角跻身首排“C位”，从籍籍无名的土特产升级为养生“新贵”，从单一干果变成高附加值“网红”产品，几度在市场上掀起了枸杞养生热，使“枸杞养生专家”的品牌形象在行业中确立起来，认知度越来越高。 做品牌，必须具有战略眼光，或者说品牌本身就有战略属性，而能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汲取智慧则更体现出一种战略定力。2003年至2007年，在“枸杞养生专家”品牌定位的引领下，百瑞源进入了5年快速成长阶段，推出了许多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创新举措，对整个枸杞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谋求产业带动，建成了中国枸杞行业首个枸杞展馆，搭建集枸杞历史展示、旅游观光、休闲购物为一体的文化平台，将枸杞产业与旅游产业链接，走上旅游带动产业发展的新路线，成为宁夏枸杞市场快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加速建成中国枸杞行业首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中国枸杞馆，并逐步升级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宁夏百瑞源枸杞博物馆，则意味着四千年中华传统枸杞文化将从宁夏走向世界。另一方面，百瑞源自建渠道，优化产品结构创新营销模式，在宁夏工会大厦建成第一个百瑞源枸杞品牌专卖店，推动中国枸杞行业迈入新的连锁经营商业模式，逐步“重塑人们对枸杞的想象”。2023年上半年，百瑞源实现了40%的业绩增长。 二是优良品质支撑品牌升级。品牌形象是产品质量的外延。光有品质，没有品牌，“好酒也怕巷子深”。但是，品牌倘无真实的品质保障，也不过是低劣产品的代名词而已。只有建立在优质基础上的品牌才是真品牌，才会产生溢价与增值。20年来，百瑞源以创建品牌为主要发展路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有强烈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以“一群人，一辈子，只为一颗好枸杞”为信条，秉承“百德诚为先，百事信为本”的核心理念，构建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模式。百瑞源率先提出“好枸杞是种出来的”，视种植基地为“枸杞的第一车间”，并与宁夏农科院紧密合作，建成万亩有机枸杞示范基地，严格遵循从品种选育、种植栽培、水肥一体化到病虫害生物防控等基地标准化种植体系，使百瑞源得以从原来单一的生产加工、市场营销领域延伸到基地种植领域，从源头上为品牌的强劲成长提供可靠的原料保障。 百瑞源董事长郝向峰说过：“若无过硬的品质，谈品牌就是空中楼阁；品质就是产品的生命线，因而也是品牌的实质性内涵。”2013年初，受经营环境和相关政策的影响，百瑞源的销售一度出现断崖式下滑，业绩进入瓶颈期，这种状况一直到2016年仍然未见好转。为了谋求突围，百瑞源集思广益，经过热烈讨论及争论，仍然坚持走精品化、科技化、品牌化、价值化之路，用“品质比拼”代替“低价竞争”，并且更加明确了要以“世界高端枸杞第一品牌”为愿景。从此，百瑞源跳出了整个行业“低质低价”的不良竞争怪圈，增强了“优质优价”的品牌自信，将“枸杞养生专家”品牌升级为“百瑞源枸杞，好枸杞可以贵一点”。 以“百瑞源枸杞 _好枸杞可以贵一点”为品牌新定位，自2018年始，百瑞源果断放弃低端产品引流的市场策略，经过一个短暂的阵痛期，以产品迭代重塑枸杞价值，促进品质升级，赢得了消费者的更多认可，单价从原来50元以内提高至200元以上，站上了中高端枸杞销量第一宝座。 百瑞源在枸杞行业的品牌质量，可以用“模范生”三个字来总结。2014年，获得银川市首届“市长质量奖”，该奖项也是以市长名誉命名的银川最高质量奖项；2016年，获得宁夏“自治区质量奖”，这也是代表宁夏质量领域的最高奖项；2017年，入选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食材供应企业，是中国枸杞行业唯一入选的国宴枸杞品牌；2023年，被授予“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枸杞产品”，正式成为亚运会官方供应商。枸杞行业群雄逐鹿，百瑞源凭什么脱颖而出？答案也很明确：20年坚守，只为一粒好枸杞。 三是高端研发推动品牌优化。品牌，是一种竞争力；而品牌的核心竞争力，通常要靠技术研发为保障。常见一种认知误区，以为农产品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产品，因是传统产业，故无需太多研发。其实，恰恰相反，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研发创新；越是传统产业，越需要强化高质量发展。农产品大多高度同质，因此，尤其需要科技为产品增值，创造差异。在百瑞源的研发大楼里，有这样两行醒目的标语：“品质造就品牌，科技成就未来”。真正能让百瑞源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正是企业不断升级的核心技术。他们紧紧牵住科技研发这个“牛鼻子”，形成了以创新为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建成全行业最大的1500平方米研发中心。该中心由中科院苏国辉院士、孙保国院士领衔，约30位教授、博导、博士、硕士组成，是国内枸杞行业顶尖的技术研发团队，承担着宁夏枸杞新品种培育、枸杞加工工艺技术研究、枸杞功效物质基础研究、新产品研发等科研任务。通过打好科技与文化两张牌，百瑞源妥善解决了制约枸杞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进而强化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百瑞源还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科院等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合作，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和自治区科技攻关项目等，取得了一批行业领先的科技成果。百瑞源联合国家枸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位专家，历时五年，从300多个杂交组合、20000单株中优选，潜心培育出了枸杞新品种“宁农杞2号”。该品种枸杞果粒大、果形长、营养价值高，让百瑞源以进入无人区的绝对优势，掌控了枸杞产业链的源头（甚至可称之为“咽喉”）。此外，百瑞源还成功研发了“百瑞源枸杞油胶丸”“百瑞源枸杞多糖颗粒冲剂”“百瑞源枸杞叶黄素软胶囊”等系列大健康食品，为提高宁夏枸杞的附加值和深加工转化率做了大量探索，对助推枸杞产业转型升级积累了宝贵经验。 目前，百瑞源技术中心在科技研究、产品开发、人才储备等方面均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正是因为坚持高端研发，给百瑞源枸杞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并更加坚定了品质自信、品牌自信和枸杞行业引领者的地位自信。百瑞源的20年是很多民营企业的缩影和借鉴：坐得住冷板凳、稳得住心性，不去追风口、贪图暴利，坚持走认准的路，坚持把产品做到极致，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如今，百瑞源的产品，即便贵一点也深得人心，这也源自百瑞源从不松懈的好品质。 案例表明：品牌是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创建品牌，是企业赢得未来的重要路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固有的延续性和包容性，完全能适应新时代民营企业创建更多民族品牌的发展需要。百瑞源的品牌之路可以启发我们，企业若能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品牌设计和内涵扩充，整合文化资源和形象资源进行传播，推陈出新，使之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和价值取向，就能为品牌注入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差异化的持久竞争力，赢得无限广阔的成长空间。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民营企业发展路径的隽永智慧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今民营企业选择发展路径以及如何选择是颇具启发性的。在调研中，不少民营企业家还反映，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动领导力提升、搞好团队组织建设等都有启悟作用，有助于更好地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与“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我们今天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信”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思想和独异气质，也为世界上的许多知名学者、学术精英和有识之士所钦慕。 例如，早在两百多年前，享誉全球的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名著《哲学史讲演录》中就专论过中国文化，其中提到“《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他分析了《道德经》中的“无”论：“这种‘无’，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无或者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式的统一。因此，这‘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做的本质。”他认为，“在中国的哲学和宗教里，我们遇见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中国人想象力的表现是异样的。” 又如，1975 年，斯密特成为中德建交后首位访华的联邦德国总理。1982 年卸任总理后，他通过实地访问和阅读等形式，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进而由衷赞赏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他说:“古代希腊、波斯、埃及以及印加的文明早已消亡，而中国文化延续了数千年，到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他回忆说:“我于 _1975 年首次访华，此后中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几十年中多次拜访中国，对中国及其五千年悠久文明愈发仰慕”。 再如，1983年，在世界哲学大会上，国际现象学会主席、女哲学家田缅尼卡发言指出：“西方常在不知不觉中受惠于东方而不自觉，像莱布尼兹之重视普遍和谐的观念即是个例证。”她甚至认为西方有三点可以向中国哲学学习：（1）崇尚自然；（2）体证生命；（3）德性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对人的影响、对企业的影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绝不仅仅体现为研发创新、品牌建设、服务提升等某一方面。企业如果能在经营管理的日常活动中积极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人文价值引领商业实践，推动形成新的世界观和发展观，不仅能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企业中的创造性转化，建立起良好的道德秩序与市场关系，迈向高质量发展，而且还能让全世界更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中国、中国企业和社会的长足进步。从海利尔、一品药业、百瑞源等案例中便可看出，民营企业无论规模大小、起步早晚，都能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获得隽永智慧，在路径选择方面汲取丰富滋养。 （一）大力弘扬“反求诸己”自省精神 自省精神，可归为企业家精神范畴。关于企业家精神，国内外学术界、经济界都有诸多研究，著述甚丰，其定义也五花八门、各述其旨。本报告着重从学习、躬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民营企业发展路径的特定角度，主要强调企业家精神中的“自省”内涵。 自古以来，中华圣贤在修身养性、练达自身等方面，都十分重视自省的力量。在企业家精神的诸多构成中，自省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是基础性的、内化性的精神。《道德经·第十章》有言：“明白四达，能无知乎。”一个人即使再明智、再才华横溢，也不能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唯有自省，不断反思审视自身的过失，才会变得克己谨慎，趋于完善。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急剧变化，政策调整、疫情冲击等原因造成不少企业经营困难，使之出现信心动荡。对此，各级政府应当加大力度修复或完善营商环境，同时广大民营企业家也要坚持眼睛向内，在知识、品格、智慧以及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进行自我革命，下一番反躬自省的硬功夫。 一是必须坚持“大道之行，不责于人”。古人云：“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均为极言自省才是修身养性、提升境界的重要方法。老子曰：“大道之行，不责于人。”懂得自省的人，才能善待他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省精神是企业家最大的“财富”、最深的“功夫”，是让自己减少失误、实现自我净化和提高的利器。 实际上，在我国浩瀚的历史典籍中，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经典反映了自我反省、自我革命的思想。“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也”等论述，无一不反映古代先哲注重自我审视、追求进步的处世哲学和经邦济世的思想态度，启示我们只有不断反省自己，虚心向他人学习，才能实现自我提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价值层面深刻揭示了自省革新的道理；而“安而不忘危，存而不亡，治而不忘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则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呼吁国家社会的自我革命。儒家文化还创造性地提出内圣外王相贯通的体系，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担当，感召每个人都要肩负起“修齐治平”的使命。这些深邃的智慧足以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思想积淀，不仅内含了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进步的道理，还能为现代企业家恪守和践行反省精神提供行动指导。 《孟子》有言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_。意即所作所为未取得预期效果，都要反躬自省；自己若立身端正，天下之人自会归附。王阳明曰:“学须反己，若图责人，只见的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如果能够反省自己，就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许多不足，哪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礼记·乐记》有云：“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意思是说，通过自我反省，随时了解、认识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态度，检查自己的言行得失，从而弥补短处、纠正过失，不断完善自我。思己过，是一种高贵的自省品质，是对自己和他人极端负责的表现。企业家经营企业，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外部环境往往非一己之力能够改变，但可通过反求诸己，遇事先从自身找原因，回到心上、省身克己，在自己的知见上反躬自省，就能在知识、品格、智慧以及其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有所提升，也更容易打开业务局面，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出路。 二是必须坚持“革除旧物，建立新章”。企业家要弘扬、体现自省精神，必须要突破舒适区，鼎力革新。《孙子兵法》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 _。意思是追求上等的，可以得到中等的；追求中等的，可以得到下等的；追求下等的，什么都得不到。这就是说立志要高，只有志存高远，才能有所成就。《菜根谭》亦云：“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达？”一个人的立身追求若没有高度，就像在灰尘中抖衣服、在泥水中洗脚一样，岂能做到超凡脱俗？ 在快速发展、创新迭出的互联网时代，舒适区就是企业家的“战略死地”。相关数据显示，市场上，许多“褪色”的老字号，都是因为满足现状、不思进取，而那些敢于自我反省、勇于创新的老字号，就能做到不断老树发新枝，焕发生机。破旧立新，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风平浪静。因此，想要到达更高的境界、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长，必须挑战自我，冲出已有的舒适区。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论诗》中有言，“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就算预支五百年的新意又能如何，到了千年还不仍见陈旧？所以，企业发展只有始终保持自省精神，在自省中求新，在自省中求进，才能步步为营、节节上升。反之，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时移世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大自然的神功鬼斧和人类的巧思妙作时有涌现，层出不穷。企业面临的市场变化亦是如此，唯有坚持以突破自己、超越自己、革除旧物、建立新章作为正确路径，才能直抵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蓝海。 三是要坚持“知者善谋，不如当时”。企业家弘扬自省精神，还有利于把握机遇。《管子·霸言》有言：“知者善谋，不如当时。”2016年6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的重要演讲中引用此语，大意是说聪明的人善于谋事，但不如顺势而为、把握机遇。在《国语·越语下》中，也有强调机遇重要性的表述，即“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应顺应时势，不可强求。抓机遇，要审时度势，如同扑灭大火和追捕逃犯一样，务求果断、迅速出击。此外， _“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国语·晋语》），苏轼 _“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等先贤名句，都道出了抢抓机遇的重要性。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企业经营面临新矛盾、新挑战，以及内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民营企业家们是否敢于创新突破、敢为人先、敢抓先机，这都对自省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时机稍纵即逝，必须彻底革除“小富即安”等不良精神状态，代之以积极进取的自觉性、担当和斗志，提前谋划，不竭努力，这样的企业才能享有做优做强的光明前景。 （二）积极打造高质量竞争力 当前，高质量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影响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企业竞争力。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的竞争力，进而就有竞争力的高下优劣之分。在高速增长阶段，许多民营企业的竞争力缺乏质量，比如粗制滥造、习惯模仿等，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遵纪守法、合规经营都做不到。这样的竞争力，其实不是真正的竞争力。所谓高质量竞争力，必然要摒弃假冒伪劣、摒弃不良竞争、摒弃虚假宣传等。只有高质量竞争力，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复杂环境中的困难、挑战和诱惑，企业要培育和构建高质量竞争力，有必要加强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习古圣先贤的无穷智慧，“以古人之智慧，开自己之生面”。以前，人们常说“含金量”，指的是某一物品（有时也引申为某一政策等）所含有的价值多寡及作用大小。当下，由“含金量”生发出“含绿量”“含异量”“含智量”“含新量”“含中量”（即指中国产品的数量，例如在卡塔尔世界杯中亮相的“中国制造”产品数量甚多）等等，不一而足。本报告从高质量竞争力的角度，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着重讨论大力提升含“绿”量、含“异”量、含“智”量等三个问题。 一是大力提升含“绿”量。所谓提升含“绿”量，就是指要确立绿色发展观念，做产品、做企业都要保持与自然和生态环境和谐共生。一个有意无意地侵害自然和生态环境的企业，是谈不上高质量竞争力的。唯有以“绿”为上，在减排抑污等方面高度自觉，才能在当今市场中有立足之地。事实上，从《易经》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到孔子的“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再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强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有序”。 史料表明，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祖先们早已将人类的道德情感和规范引入到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过程中，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以追求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平衡。例如，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管仲提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陆贽亦云“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等等，这些兼容并蓄、天人合一的圣贤思想，无不包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伦理，为当代民营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文化传承。 假如说在短缺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力由于不惜污染环境、无序和过量开发自然资源而分明显得粗放甚至低劣，那么，高质量的竞争力就应突出表现为崇尚自然、崇尚绿色低碳发展、崇尚生态文明建设。这样的竞争力，内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多提供绿色产品、绿色服务作为参与“绿色发展”的具体行动，无疑是适应“未来已来”的“绿色路径”。北京大学已故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认为，“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从对宇宙自身和谐的认识出发，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这是一个反向的自然生化过程，它提示了一种应遵循的规律……比老子晚一些的道家思想家庄子，他提出了‘太和万物’的命题，意思是说天地万物中本来存在着最大的和谐关系，因此人类应‘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他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那时人类社会是‘莫之为而常自然’，不做什么破坏自然的事，而经常是顺应自然的。”他指出，“老子和庄子的‘顺应自然’思想是有某种片面性的，他们过分强调对自然的适应，而不注重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及利用。但是，若在自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环境污染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情况下，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对21世纪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力提升含“绿”量，是中华儿女心中至美图景的现代版，也体现着广大民营企业最深沉的人生情怀，由此凝练出来的竞争力才可能是高质量的。 二是大力提升含“异”量。所谓提升含“异”量，就是指要秉持差异化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专精特新”路线，因“专”而异，因“精”而异，因“特”而异，因新而“异”，开辟适合自身定位而又异乎寻常的发展路径。做产品、做企业总要有所“异”——异于他人，例如近来接连批发的几款品牌联名营销“混搭”产品，即贵州茅台与瑞幸咖啡、贵州茅台与蒙牛等，以及近期上海正式发布生物、基因治疗和医疗机器人等三大前沿赛道行动方案和生物医药智造空间建设行动计划，以此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就能让消费市场眼睛一亮；而且，通常情况下，做产品、做企业越是恰如其分地有异于其他产品、其他企业，就越能提高自己的市场辨识度，形成高质量竞争力。这样的经营理念、经营原则，严格地说，不仅适用于中小企业，也同样适用于大型企业。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业已完成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大跨越。在产能普遍过剩的背景下，一个企业必须尽可能“异想天开”，找到适合自己持续发展的蓝海。但是，若不信奉差异化竞争原理，不从“专精特新”找出路，在同质化的圈圈里打转转，那肯定没有高质量竞争力可言，因而也就难以为继。 “专精特新”之“专”，即指“专业化”。今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聚焦于专业化水平及其深度。专业化，也意味着市场细分，尽可能将所有资源或更多资源集中于某一产品或某一业务领域，生根、深耕，形成奇兵突进之势。这就需要民营企业家们必须保持专注，有战略定力，务须“戒贪”（贪多嚼不烂）。老子曾曰，“少则得，多则惑”；《曲律》亦云，“凡物，以少整，以多乱，故横议繁而一炬至，卷弜杂而五厄乘，人事滥则天概之，必然之势也。”许多企业垮下来，不是垮在“饿”（没得吃），而是垮在“撑”（贪吃过量）。什么都想“吃”，什么钱都想赚，必然分散“专业化”所需资源，造成纷乱不堪的糟糕结局。因此，要培养和构建高质量竞争力，就必须将企业的专业化水平放在重要位置上来，也就是必须“贵专”，切记“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分而散”。 “专精特新”之“精”，即指“精细化”。精细化，必然区别于那些粗劣的产品、粗放的企业。庄子曰：“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元末明初陶宗仪将其引申为“一事精致，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志而然”。三国时期诸葛亮曾专门嘱咐过后辈，“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意即不可懈怠傲慢，否则就不能励精图治；也不可轻薄浮躁，否则，就不能陶冶品性。清代纪晓岚亦云，“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 _，所说也是此理。倘若我们能坚持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真正做精（精细、精巧、精致乃至精美），它体现的不止是智慧，也是一种“精诚”，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民营企业中还普遍亟需培育工匠精神的当下，谁率先在这方面出彩，谁就有可能“异”彩纷呈，拥有高质量竞争力。 “专精特新”之“特”，即指“特色化”。做产品、做企业，若毫无特色，就肯定雷同，无“异”于平庸，无“异”于浑浑噩噩。而要有别于其他产品、其他企业，就必须从自身基因出发，以“特”求“异”，着意于与众不同的设计、配方、工艺、技术、零配件等方面，顽强地突破一个个卡点、断点、堵点、盲点，达到“不一样”的独特水准。“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所谓“不一样”，本质上就是特异性，就是标新立异，这样的竞争力注定有“高质量”的样貌或品相。 “专精特新”之“新”，即指“新颖化”。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若能给人以新意，让消费者们有耳目一新、如沐春风的感受或体验，那么，至少在品牌建设方面会收到令人惊异的成效。“新”就要新在别具一格、别有洞天上。以“新”求“异”，需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民族意识，对异样的新技术、新工艺等高度敏感，而且对行业发展趋势了然于胸，如同近古名联所示，“多留余地铺明月，不筑高墙碍远山”。 三是大力提升含“智”量。所谓提升含“智”量，就是指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通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致力解决诸如流程不畅、库存积压、品质不良、交期漫长以及管理紊乱等问题，以提高企业竞争力。数字化与智能化，两者互为依托、互相渗透，已有明显的融合趋势，因此，很多学者将此合称为“数智化”。当前，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仍处于传统经营模式之下，资金短缺、人才短缺、抗风险能力弱，从观念认知到资源储备都一时难以适应数智化潮流带来的核心价值体系、经营模式与创新传导机制等方面的变革。这就更加需要痛定思痛，加快补上数智化竞争力建设这一课。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选择数智化之路，无疑就是选择高质量竞争力。那些令人向往的“隐形冠军”、“小巨人”乃至“独角兽”、“瞪羚羊”等等，都是企业竞争力上水平、有质量或高质量的必然结果。一旦在提供市场享用的产品或服务中，例如全国各地正在加快推进的“智能交通”、“智能制造”、“智能服务”等，能让消费者们更多地感受到来自智性的惊艳或惊喜，感受到一个企业的聪明才智、风鹏正举，那绝对是不可小视的。而这种产品或服务之“智”，只能来自对数智化潮流的精准把握与悉心跟踪，勇于并善于引进、消化、应用新技术，有条件时还需要多搞一些发明创造，以强化核心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正如《大学》所云“知止而后有定”，能够确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做到以使命为压舱石，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中保持定力，而纹丝不动、稳中求进，其“智”大矣！ 此外，民营企业的数智化转型升级，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对内要依靠人（员工），对外要服务人（消费者），因此，只有树立起“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把面向人、尊重人、关心人放在首位，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智慧，才能进而赢得消费者的人心，心甘情愿地为你的产品和服务“货币投票”。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所体现的为人处世、治国理政之“智”，对解决数智经济兴起以及生产智能化迅速覆盖中难免出现的矛盾冲突、处理各种动荡多变的人际关系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特别值得深入发掘和阐发，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有益的启示和镜鉴。 （三）积极参与营建并维护亲清政商关系 营建并维护亲清政商关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营商环境，又称宜商环境，通常包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现在，普遍强调的是“三化”，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在高质量发展的硬约束下，营商环境是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重要支撑。因此，从全局看，从态势看，今后我国区域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看谁的营商环境更优化，看谁真正能够创建服务型政府。而营商环境好不好、优不优，说到底，主要得看市场主体的感受，看当地那些崇义守法、戮力奋发的民营企业有无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能否使他们乐于扎根一地、创业一方。 然而，营商环境优化与否，在相当程度上为政商关系所左右。政商关系若不好，营商环境一定好不了；营商环境若不好，也一定表明政商关系好不了。“良禽择木而栖”。建立起正常的、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往往意味着可以“供给”过硬的好环境、好平台、好服务，吸引商家、项目和人才“近悦远来”。近年来，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党委和政府通过现场调研或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就改善和优化当地营商环境做出紧急部署，纷纷表示要“争当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领跑者’”，“要把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放到新方位、大逻辑中去把握、去谋划、去推进”，“要切实增强‘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以思想提升引领环境跃升，以行动突进带动发展突围”，有的还明确决定将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为“一号改革工程”。从各地推出的种种举措、招数看，堪称周全备至，但有一个共识则非常明显，就是都强调要进一步改善政商关系，或者把营建亲清政商关系作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 所谓亲清政商关系，是指在政商交往中既要“亲”又要“清”，不能亲而不清，也不能清而不亲，必须“亲”上加“清”。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阶层关系偏于重农抑商，商人群体长期居于“士农工商”中的末位，其基本行为取向只能是寻求政治荫蔽、巴结官府、攀附权力，以换取生存空间。这决定了一般政商关系中不可能是既亲又清的。在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的现阶段，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还刚刚起步，政商关系中乱象丛生有其必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社会的法治化步伐加快，惩治腐败的力度持续绷紧，使畸形的政商关系开始瓦解。但是，从乱作为到不作为，从明目张胆的行贿受贿到更加隐蔽的权钱交易……，都说明现实的政商关系离亲清二字还相距甚远。 一般而言，为我国目前的体制和制度体系所决定，由行政侧和营商侧构成的政商关系中，行政侧往往居于主导性地位。曾在奢靡之风严重泛滥的那段时期流行过一句话，即“大款不如公款”，即道出了“有钱任性，有权更任性”的真相，说明权力对政商关系的影响巨大。因此，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看，提高各级政府官员反腐倡廉、反奢倡俭的道德水平和自律要求，畅行俭约行政精神，对于调整和优化（净化）政商关系，或者营建亲清政商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营建亲清政商关系，尤其要加强各级政府官员的道德约束，唤醒良知，厉行节俭，不贪图那些有碍身心健康的过度娱乐和享受，进而杜绝向企业吃拿卡要、寻租索贿，知耻而收敛、收手，方可奏效。 那么，既然营建亲清政商关系的主要责任方是“政”而不是“商”，那么，为何还要特别强调将“积极参与营建并维护亲清政商关系”作为营商侧的重要发展路径之一呢？这是因为政商关系涉及政与商两方面，虽有一定的主次之分，但偏失任何一方都不能成其为“关系”；同时，营建亲清政商关系，没有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奔赴，就难以落实。如果营商侧不甚积极，便必然失衡，成为跛脚，走不上正道；况且，对行政侧的很多要求，同样适用于营商侧，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畸轻畸重，无法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魏征等大臣编撰了一部《群书治要》，其中收录的东汉班固所著《汉书》里有这样一段话：“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意思是说，自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已近千年，治国理政者一个接一个，但太平盛世不复出现，原因何在？主要是目无法度而任意妄为，奢侈盛行而仁义废弛。很难考证，这段话是否触动过当年的李世民，但《群书治要》这部书曾深刻影响了他长达23年的治平之道，包括为史家称颂不已的“贞观之治”，乃至整个“盛唐气象”，则是确凿无疑的。《群书治要》选录的《汉书》等名著中有关修为、养德、求谏、制权等方面的至理名言，无不闪耀着圣贤思想的不朽光芒，对于我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营建亲清政商关系，不无认识价值和警示作用。 同样被《群书治要》收录其内的三国桓范所著《政要论》和南朝齐史学家臧荣旭等所著《晋书》，也有这方面的启迪意义。前者曾引用孔子名言“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俭约而失败的极为罕见）和西汉戴圣《礼记》所言“欲不可纵”（欲望不可放纵）展开论述，称“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桓范还举例说，尧舜所居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微薄。这几个帝王并非不喜好物质优渥，而是特别崇俭（“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他们对百姓征税少，役劳少，而培植的物产多，兴办的利民之事多，故家家自给有余，人人丰衣足食，国库积蓄富足，“仁义兴而四海安”。后者则用警儆之语大声疾呼，“俭，德之恭也；奢，恶之大也”（节俭是最可恭敬的美德，奢侈是最为严重的恶行）。可见，在他们看来，为官节俭是修身治国之要，而仁义兴废与否多半要看为官者们能否约束私欲。为官要有“俭德”，为商难道不是如此吗？从源头上说，甚至一个国家的安危得失也维系于俭奢节纵之间。很显然，当今的商家，当今的民营企业，谁能够违逆“俭以养德，静以修身”？那些钱迷心窍、背道而驰（包括一些误入歧途）的民营企业，细察病根，也许大多出在未能用简约俭朴之道涵养德行、用淡泊静远之方修炼品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强烈呼吁“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一方面也要强调“要将资本纳入法制的轨道上”。与此同时，还必须大力倡导政商两方面“要将欲望限于简俭的框子里”。追求简静的内心世界、恪守严正的道德秩序，为官如此，为商也如此，那么何愁亲清政商关系不能尽早形成？ 世界知名汉学家费正清曾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也提出过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即“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一直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或企业经营的独立力量。”他分析说，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种更好的捕鼠机，而是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皇权专制社会中的城市工商业繁荣往往昙花一现，甚至是社会大动乱前兆。他的分析出自历史学角度，未必完全适合改革开放大潮洗礼后的当代中国企业或商界人士，但提出的问题颇有几分经典，也佐证了何以要强调民营企业家也应积极参与营建并维护清亲政商关系，以及所需担负的应尽责任。 亲清政商关系是一种新型政商关系。那种以人情为先导、靠利益交换来维系的畸形政商关系必须摒弃，转向以法规为先、以平等相待来维系的政商关系正道。广大民营企业有责任参与政商关系的治理，恪守营商侧按规矩办事的底线，不做乱性败德、背仁废义的事情，这也会促进或促使行政侧依法行政。这种官员依法行政和商家依法经营的良好局面一旦营建起来并倍加呵护，就会带动整个营商环境的完备和优化，从而减少甚至消除民营企业对投资后的经营过程无法判断的顾虑或疑虑，减少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为投资带来稳定的基本预期，进而极大地调动起勇于投资、参与竞争的创业热情。这将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更大解放和社会和谐的更大增进，对于广大民营企业来讲，显然是一条阳光大道，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四）努力打造一流团队 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有生命力，不仅要看企业有没有先进的理念、雄厚的资金以及科技含量高不高，更重要的是必须形成合力，打造出一支敢拼敢打、敢于胜利的一流团队。《尚书·泰誓》有云“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是在牧野之战时周武王会师各路诸侯举行誓师大会说的话，意思是说受（纣王）有亿兆百姓，但却离心离德。我有治世（乱即是治）的大臣世人，却能同心同德。细细体会这句话，其实蕴含着建设一流团队的重要意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中，孔子的“仁者爱人”“和而不同”，孟子的“民贵君轻”，老子的“无为而治”，墨子的“尚贤”，孟尝君的不拘一格选人才，再到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经典语录及典故都能为我们努力打造学习型、自胜型、共富型一流团队提供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是打造学习型团队。新的经济背景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增强整体能力和整体素质，仅仅依靠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和聪明才智已经不足以保证整个团队的进步和战斗力。真正出色的团队，是那些能够使全体成员总能保持旺盛的学习积极性、用共同学习促进共同成长的团队。通过学习，缩小知识差异，可提高共同行动的协调性。《吕氏春秋》云：“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在市场竞争中，任何企业事实上都不可能挣到认知之外的钱。竞争力的边界，往往受制于集体知识基础，甚至等同于集体知识的边界。创立于1987年的华为公司，历经30多年的成长，掌握的技术专利数量早已在业内处于领先位置，在全球也享有盛誉。可以说，正是学习型组织的构建，使华为公司逐浪成势、长袖善舞，跃升于世界级公司之列。华为提倡员工终身学习，其员工在进入华为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学习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唯有清晰地树立学习观念，才有利于在公司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向上向善氛围，促使各部门、各单元不断地自我完善。 在中国璀璨的历史文化中，终身学习的观念和实践可谓古已有之,“活到老,学到老”即是最好的佐证,。《礼记·学记》中强调：“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校内和校外是不同的生活场所，可以接受到不同的知识，学生在校内要学“正业”，在校外同样有自学的任务，要时刻有一种好学的姿态。《管子·权修第三》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_。意思是说，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材。孔子亦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希望人们能够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多闻”“多见”，不断学习。朱熹曾有感“学贵时习。须是心心念念在上，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蕴含着深刻的终身学习思想。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也主张，“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 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就在于团队的学习能力及其学用结合、快速转换为行动的效能。通过整个团队有组织、有计划的共同学习，有助于形成“三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的共识，提高团结协同的自觉性，以希冀永葆自我完善的活力。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好学、勤学、善学方面的精彩论述，借鉴前人终身学习的思想和实践，对于精心打造学习型团队，精准选择发展路径，应当是大有裨益的。 二是打造自胜型团队。《道德经》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大意是说，能战胜别人者有力，能战胜自已者更强。在这个意义上，自省是自胜的同义词，凡能时常反躬自省，就有希望提高心灵品质，自胜以强。古代成大业者，如汉高祖、唐太宗、蜀先主刘备等等，大多强在“自胜”上。而三国时期的吕布骁勇无比，时称第一猛将，但他贪图名利，贪恋美色，终于在落魄处境中自缢而亡。其武力高强，能战胜天下群雄，却战胜不了自己本性上的缺陷或弱点，只能以落败告终。 人们常说：“一个英雄可以征服天下，却往往难以战胜自己。”打败别人，或许为实力所致；而能战胜自我，则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对于自胜型团队而言，所谓战胜自我，就是要善于改正不足（比如纪律涣散、组织松垮、眼光短浅、协作不力等）、克制欲望，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格局境界，以致成为真正的强者。王阳明先生当年在率兵赴江西、广东剿匪途中，曾给弟子们写信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在他看来，相较于身处明处、可以用武力解决的山中之贼，盘踞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各种非分之想，以及声、色、货、利等“心中贼”更难对付。这些“心中贼”横行于方寸之间，违背天理，肆虐人情，时时刻刻都在挑战自我，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其所俘，致使个人和集体都受到伤害，甚至溃不成军。对此，需始终坚持“小处不渗漏、暗处不欺隐”，控制欲望，扫尽心寇。 《韩非子·喻老》曰：“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吕氏春秋》亦云：“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可见，“自胜”比“胜人”更难。而正因为“更难”，也就更应当去努力。一个经典的自胜型团队，胜就胜在能清晰地切割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并严守不可为的底线，比如图财害义、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同时若遇前途受阻，也决不怨天尤人，而是以检讨自我为先，然后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寻求突破。自胜，就是自强，就是有强大的自我管控能力，能管控住各式各样的贪婪与妄念。自胜型团队的典型标志，莫过于能真正做到有所进有所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是打造共富型团队。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最为质朴古老的理想之一，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我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理念，有“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箴言。《晏子春秋》提出：“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人士的财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且应“正德以幅之”。同样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国语》一书，也表达了类似思想：“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器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共祀。”从哲学的维度而言，“为富”为“当仁”提供了基础，而“当仁”又反作用于“为富”，为物质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早期历史上，共富思想其实是先秦儒家对尧舜禹时代的追忆，也是古代先哲对理想社会愿景的代表性概括，这为当代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根脉文化资源，以及相应的思想动力。 当今时代，任何一家企业要建设一流团队，都必须深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是执政宗旨、国家战略，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硬约束”。这就是说，作为一家企业，固然要多创造社会财富，为党和国家弥平贫富差距多做税赋、就业贡献等，同时也特别要注意内部收入分配的均衡化。 首先要教育引导全体员工以“共同奋斗”去争取“共同富裕”，“做优自己”是最核心的任务，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左传》所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以及“三更灯火五更鸡”等警句格言，无不说明幸福美满来自勤奋，共同富裕要靠勤劳奋斗来创造； 其次要依法合规持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润率，不断增加全体员工的现实收入。这里的关键是企业所有者要有高尚的财富观念，善于散财聚人。晚清时期的湖南洪江首富张书，兴办贸易市场，积资钜万，乐善好施，在员工和当地百姓中囗碑甚佳。他说：“财者，天下之公物，非一己所得私，天之厚我，假我以利人，非私我也。积而不能用，为守财奴；用而不能当，为化财垆，二者皆有天殃。富而好善为众母，富而刻薄为怨府。”再次是不能让平均主义歪曲“共富型团队”的本意，坚持奖勤罚懒——这永远是“共同富裕”的真正守护。总之，打造一流团队，必须在“共富型”上多下功夫，这可以看作是新型企业必须展开的一场自觉有序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它将实实在在地考验着全体员工的组织性、奋斗精神和思想觉悟等，尤其是企业家以及各层管理者的治理水平和能力、格局境界等。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共同富裕。但是，“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有作为、有担当的民营企业必将以成功打造出一个又一个“共富型团队”而大声喊出：“中国，能”！ 五、结语: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_ 近期以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有关媒体刊登关涉“路径”方面的文字明显增多，有的是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有的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有的是致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研究……还有一些是专门研究“两个健康”（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家族企业“家业常青”、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等等不同目标任务的实现路径的，“路径”几乎成为了一个高频词。这至少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航向已经确定，已基本形成共识，需要着力探索的将越来越聚焦于路径选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显然也已转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可能发生的严峻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路径选择的重要作用就尤为突出。 研究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近乎天然的灵动、融通气质，这决定了它赋能当代企业家路径选择可以有相当广阔的运作空间。古人云：“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路径选择的灵感、思想启迪和精神激励，有助于活跃思维、打开思路，提高正确行进之概率。但是，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丰富生动的企业发展实践中，如何于传承与躬行圣贤思想的同时，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努力。从中华民族新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从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样一种革故鼎新、川流不息的民族奋进宏大背景中，我们来思考广大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问题，绝对具有宽广而不是狭窄、开放而不是僵滞、明朗而不是暗淡的正当性。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提出，“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此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强调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广义地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等理念和思想精粹，都立足于人的向真向善向美，立足于如何构建人的心灵世界，立足于如何创造和谐社会和大同世界……，因而都具有强烈的方法论特征以及路径意味。鉴于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本报告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广大民营企业确定发展路径的探索与研究，与关于发展信心和发展目的的两个研究报告相呼应，必将启发人们在“全面深入了解”既往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努力！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 ；2023年10月 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四卷） 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4.《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5.《中华名言警句精粹》（牛洪义编著） 6.《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美]巴里·诺顿著） 7.《经济到底为了什么》（[美]约翰·格拉夫、戴维·巴特克著） 8.《公司的企业家精神：高层管理者和业务创新》（[美]维杰·萨思著） 9.《商战》（[美]艾·里斯、杰克·特劳特著） 10. 《人类的明天》（[法]席里尔·迪翁著） 11. 《心力》（吴世春著） 12. 《平台经济：互联网的中国新时代》（华挺著） 13. 《再给中国二十年》（徐国芳著） 14. 《中西文明根性比较》（潘岳著） 15. 《寻觅意义》（王德峰著） 16. 《觉醒的历程》（张世英著） 17. 《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王永昌主编） 18. 《圣贤气象》（罗安宪编著） 19. 《何为良好生活》（陈嘉映著） 20. 《格局》（吴军著） 21.《道，行之而成》（郑涌著） 22.《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周晓光、裘士京著） 23.《中国思想史十讲》（金观涛、刘青峰著） 24.《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 25.《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著） 26.《动禅》（景柱著） 27.《兴衰两千年》（吕思勉著） 28.《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赵靖主编） 课题组成员： 一、课题顾问 谢伯阳 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欧阳晓明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院长、全国工商联原秘书长 白立新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创始人 二、课题特邀指导 王忠明 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三、课题写作人员 徐鹏飞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高级研究员 刘贵浙 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郭红波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执行秘书长 申艺琳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罗婷婷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