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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营经济 推动共同富裕

时间:2023-10-18     作者:张少龙 刘培林【转载】   来自:《中国民商》2023年09期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基本理想。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方方面面的战略、政策,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在高质量发展中加以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调动各方面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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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未来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巨大潜力,使之在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做出更大贡献。

 

一、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远大目标需要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全社会力量共同努力


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低收入国家的起点起步,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行列,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已相当于高收入行列门槛线的83%,正向高收入行列冲刺。


上世纪末我国建成了小康社会,之后经过本世纪前20年的努力,又实现了全面小康。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国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立为重要的发展目标,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需要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属于较低的水平,比如,我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5左右,即使与东亚邻国日本、韩国相比,也有不小差距。


第二,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分配差距,还比较大。与西欧、北欧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高出不少。而且,我国还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区域差距,各地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以共同富裕的标准加以衡量,我国还需要继续做大蛋糕,并在此过程中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付出艰苦的努力。其中,民营企业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大部分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基本面。民营经济发展得好,则居民就业机会充分,收入水平有保障,国家税收多,公共服务财力有保障;否则反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的宝贵经验。


二、民营经济为共同富裕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均收入长期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当时,虽然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大,但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虽然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在国际范围内比较不算太高,但当时的情况远远谈不上共同富裕,最多可以说是共同贫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先后实现了温饱、小康和全面小康的目标。在走向全面小康的过程中,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先后跨过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门槛,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拉大、后高位徘徊的过程,同时财富分配差距也逐步拉大。但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公共服务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在逐步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都明显提高。可以说,和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推进共同富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营经济从小到大,逐步成长。关于目前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一个广为接受的“56789”的说法,即民营经济给我国贡献了5成以上的税收,6成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成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成以上的城镇就业,9成以上的企业数量。20234月初我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突破5000万户,截至5月底达到5092.76万户,较2012年年底(1085.7万户)增长了3.7倍,民营企业在企业中的占比由79.4%提升至92.4%,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民营经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共同富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民营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可持续的路径,是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将更多的人口从农村的较低生产率、较低收入的就业岗位,吸纳到城镇的较高生产率、较高收入的非农就业岗位,将更多人口从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的地区,吸纳到相对发达、就业机会相对充分的地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从劳动相对密集产业起步逐步发展,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直接带动大量人口摆脱贫困、提高收入乃至跻身中等收入行列。民营经济中不少创业创新成功的企业家、科学家、中高层管理者、技术骨干成为高收入者。


二是民营经济成为我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能,不断壮大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民营企业数量占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的比例大幅提升,在轻纺、食品、电子、机械等普通制造业等行业已占绝对优势;在高端制造行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服务业中的占比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民营经济提供了大量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大量的专利和新产品,切实推动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改善。


三是民营经济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税收。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政府再分配环节的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我国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制下,民营经济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税收,壮大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的可用财力。


四是民营企业为三次分配做出了贡献。大量民营企业热心公益,或者自己组织实施,或者通过向慈善机构捐赠资金和物资。遇到一方有难,大量民营企业也慷慨解囊。民营经济在自身成长过程中持续助力公益事业发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三、未来推动共同富裕更需倚重民营经济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不断提高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需要缩小人际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差距,需要缩小人际之间的财富保有量差距。这些都需要更加倚重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是持续推动转型升级、提高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离不开民营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快速发展,虽然我国自身纵向比较,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巨大提升,但是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从表1可见,2022年我国居民五等份组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两个组别占全国40%的人口,涉及到将近6亿人,他们的月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163元。即使考虑到这些人大部分居住在相对偏远地区,物价水平较低的情况,也不难看出这样的可支配收入难以支撑体面的生活,更难以抵御各种疾病等冲击。


从横向比较角度看,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虽然超过了一万美元,但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仍然有巨大差距,美国超过6万美元,经济与合作组织国家平均超过4万美元,东亚的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超过3万美元。


这些事实都充分表明,我国必须创造出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更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更快的收入水平提升速度,才能提高我国的富裕程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越来越需要倚重民营经济的推动广泛而持久的创新和产业升级。


二是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离不开民营经济。在提高总体富裕程度的同时提高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虽然离不开再分配环节的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但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初次分配环节的状况。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大,主要的决定因素也是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低。长期提倡的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没有很好落实,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迟迟未能切实提高。从表2可见,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切实做到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这也是畅通国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的根本入手点。由于目前国内就业主要是民营经济吸纳的,所以,未来改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有力行动。


三是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离不开民营经济。共同富裕的含义,不仅包括从经济学上讲要提高平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从社会学上讲要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解决大量人口处于流动人口状态的问题。否则,如果只是提高了平均收入水平、缩小了收入和财富差距,但大量人口仍然处于流动人口状态,那么,共同富裕的成色就会大打折扣。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我国目前人户分离人口4.9亿,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1.2亿,跨省流动人口1.2亿,省内流动人口2.5亿。如果不把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视为流动人口的话,那么,2020年总的流动人口为3.7亿,也就是说,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跨省或省内的人户分离状态。这些人口将来如果仅仅是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门槛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但仍然处于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状态,不能享受长驻地的公共服务,那么很难认为这些人真正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阐述“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时,特别分析了几方面的人群:高校毕业生是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方面;技术工人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目前,这四类人群中有相当大比例处于流动人口状态。未来让这些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地定居,离不开大量的高质量就业岗位,这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四是壮大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可用财力离不开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已经为我国壮大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可用财力做出了巨大贡献。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可用财力需要持续增长,这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四、为民营经济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创造必要条件


未来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离不开民营经济。但要充分发挥好民营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为民营经济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切实落实基本经济制度,以长期主义态度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在制度和法律的条文规定上和实际实施中,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到实处。这是民营经济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的最根本的必要条件。两个毫不动摇不能彻底落实,民营经济就吃不到定心丸,民营经济的投资和发展预期就不稳,这种情况下,试图以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都会落入“推绳子”的窘境,难以奏效。


民营经济如果吃不到定心丸,不仅不会积极地研发和创新,不会扩大国内生产经营规模,甚至有可能关厂歇业、资产外流。根据AfrAsia Bank发布的“Global Wealth Migration Review201820192020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快速发展,我国高净值人群(个人净财富总值超过100万美元)数量增长速度全球最快。2018年我国个人拥有的净财富,即包括财产、现金、股票、商业权益等资产价值之和扣除负债之后的净值,总规模达到23.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是日本的1.2倍。2008~2018年期间我国个人净财富总规模累积增长130%,是全球增幅最高的国家,比印度高出34个百分点。


从个人净财富的总量与GDP的比值看,2018年我国为1.7倍,低于同期美国(3倍)、日本(3.9倍)、澳大利亚(4.2倍)、英国(3.2倍)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印度(3倍)的水平,是全球个人净财富总规模最大的10个国家中比值最低的国家。


从个人净财富的绝对量看,2018年我国人均个人净财富约为1.69万美元,尚未达到2.7万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9.1%11.2%。根据该机构的预测,我国未来个人净财富总规模将继续快速积累,到2028年将达到51.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四个发达国家之和,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将由2018年的38.8%提高到届时的71.2%


虽然我国个人净财富平均水平尚不高,但已出现富裕人群外流趋势。2018年,我国个人净财富超过百万美元的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之和占我国个人财富总规模的比重约为40%,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个百分点,也高于同期日本24%、德国28%、韩国29%、美国36%和英国36%的水平。


2017-2019年期间,我国高净值人群(个人净财富总值超过100万美元)流出的人数规模持续增加。2019年我国高净值人群净流出1.6万人,分别比2018年和2017年增加了1000人和6000人。

2019年在全球个人净财富规模前10位的国家中,我国和印度、英国、法国同属高净值人群净流出的国家,但我国流出人数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比另外三个净流出国之和还要多5200人。即使按照高净值人群财富的最低标准100万美元来估算,不考虑间接财富,至少相当于1600亿美元的净财富的支配主体流出。

与我国形成对照的是,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不仅个人净财富总规模较高,每年还有上万的高净值人群流入。如果我国这一净流出趋势持续甚至加剧的话,不仅会流失高质量税源,也会流失投资、中高端人才,对国内吸引投资和其他高端要素会产生负面示范效应,影响国内经济长期增长。


为此,必须全面依法治国,加强对个人合法财富的保护,打击非法侵权行为,提高人民群众对合法财富的安全感,提高对我国自身乃至国外财富的吸引力。一是优化国内创新创业的投资环境,改善个人在国内投资创业活动成果的可预期性,提高监管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水平。二是出台家族财富信托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引导更多个人财富在国内进行投资保值、增值、传承。出台强有力的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综合性政策体系,引导个人财富通过三次分配用于改善国内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或扶贫等公益事业。三是对那些已经移民国外但在国内居住超过一定期限,并且其个人财富主要是在国内从事经营和投资获得的,要等同于国内居民进行平等监管。


第二,深化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营造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营商环境。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形成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使得民营经济在反垄断、公平竞争监管、获取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准入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第三,要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壮大民营企业。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更好条件。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健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健全高水平开放法治保障,加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建设。


第四,改进政策动议、协调和实施机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反复、起落、合成推理谬误、分解推理谬误,对民营经济影响巨大。应当汲取教训,改进政策设计,加强部门协调,把握好政策的综合效应的方向、力度和节奏。


第五,引导社会形成关于共同富裕和民营经济对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的正确认识。特别是要扭转主要依靠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错误观念。在中共中央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指出,“关于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就指明了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和努力方向。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不能仅仅靠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但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即使把现在所有的国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也还达不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没有捷径,不是变戏法,必须靠14亿多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来实现。”“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企业办好自己的事。企业家为共同富裕做贡献有多种渠道和方式,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合法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履行社会责任,善待员工和客户,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办好自己的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企业的本分,也是为共同富裕做贡献的正道。同时,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在客观上也会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随着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更多的人富起来,加上国家激励政策的完善,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会迎来一个大发展。但是,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致贫,不能搞逼捐,因为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作者张少龙系温州商学院特聘教授、杭州西湖书院院长,刘培林系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 李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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