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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纵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任伯年作品专题展

时间:2021-10-08     作者:文/《中国民商》记者 庄双博【转载】   来自:《中国民商》2021年10期

任颐(1840—1896),初名润,字伯年,小名任和尚,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著名的海派画家之一,与任熊、任薰并称“海上三任”。其绘画技法全面,人物、花鸟,山水等,无一不能。在研习传统的基础上,融入西方绘画中的素描、水彩技法,堪称百年难遇的全才画家。

任伯年幼年时在父亲的影响下,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和默临的写真技艺,但真正引领他走上艺术之路的是任熊、任薰二人。受“二任”的影响,早期绘画风格承袭陈洪绶,甚至上溯宋人双钩法,后期从八大山人处领会到“悬腕中锋”的绘画技巧以及华嵒“自出机抒”的创造精神,最终形成其别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众多后世画家在任伯年的艺术中受益颇多。他的艺术成就,对开辟中国画的新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亦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薛永年先生曾评价任伯年“学古而变,取洋而化”,认为他能敏锐地洞察新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趣味,用长舍短地寻求有新意的艺术语言。这与近年来国家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宜,同样强调以辩证的态度回看传统、以积极的思想推动当下,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思考任伯年超越时代的卓越成就,如何激发今天的社会公众与学院师生从其艺术中汲取养分,便成为美术馆构思此展的初衷之一。本次展览将任伯年置于历史语境中,以“天才纵横”为题,通过三个篇章展示任伯年,这个站在古代与近代、中国与西方交融的十字路口上的艺术家的艺术滋养、艺术成就和后世影响。从我们的愿景来说,旨在一以任伯年串联起从明清到现代五百余年间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侧面,在突出展示其超群的绘画造诣的同时,亦尝试部分理清任伯年的师法来源;二以任伯年串联起学院对中国历代书画的收藏脉络及其与中国画教学的逻辑关系,在提供一个重新解读任伯年作品如何融汇传统基因与创新元素的同时,亦激发观者思考艺术家的个人探索对艺术史变革的推动作用。此次展览的三个篇章共计展出任伯年作品45套,及相关23位艺术家作品4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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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法古今

在任伯年的成长与成名阶段,前贤和师友的滋养不可或缺。其画中既有师法白阳(陈淳)、辄仿新罗(华喦)的跋文,得老莲(陈洪绶)画法、撷南田(恽寿平)笔意的踪迹,也有对任熊的雅俗共赏、任薰的奇躯伟貌等特点的切磋学习,更毋提任氏曾有“小楼”署款以示其对费晓楼(费丹旭)秀逸雅致的仕女画风的仰慕。如其言,幸运的是多交益友。

基于此,展览的第一篇章从藏品中梳理出十数位对任伯年的艺术趣味与笔法造诣卓有影响的明清画家作品,来展现任伯年如何从古今艺术中汲取养分。

特别展示的民间肖像画和珍藏在人文学院图书馆的土山湾画馆图画范本,可作为思考其绘画中传统技艺与西洋艺术影响的另一视角。

 

韵胜恒蹊

在展厅结尾的一件《山水》跋文中,有时人对任伯年的评价:“落墨高超,脱尽恒蹊,一以韵胜,非时史所能骤企。”可见,任伯年的艺术造诣能够时为巨擘,在于其学法不泥法,以气韵、气象别辟蹊径。具体而言,一则在用笔、构图、造型上大胆求变,不计工拙,性至笔随;二则重视写生、师法造化,落笔重灵隽、韵致。为晚清摹习为主的画坛带来了鲜活气息,更开近代中国画之新篇。

其人物多求传神,工写结合,远视神态丰采毕露,近观线条率性奔逸。本篇章人物部分展示的《何以诚肖像》,以寥寥数笔勾画出人物轮廓,酣畅淋漓的墨气表达出人物蓬松的毛皮衣领;所绘《米癫拜石》姿态夸张,人物瞥向画外,得其神髓,又洗发新趣。

其花鸟多以没骨法分点面目、焦墨钩骨,生态尽得。花鸟部分所展示的梅花、牡丹、月季、兰花、菊花、枇杷、茶花、鹦鹉、麻雀、八哥、蜡嘴雀、鹭鸶、乌鸡、太平鸟等,多为任氏悉心观察生活所捕捉到的生动姿态,画面动静相生之余,也反映出他对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的由衷热爱。

 

润泽百年

展览的第三篇章以一套任伯年画稿为开端,旨在引出任伯年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画坛的影响。在这套画稿中,有与吴昌硕往来甚多的日本汉学家长尾甲之印(石隐眼福),有任伯年弟子王一亭的题跋。

吴昌硕、王一亭以及倪田、王梦白、陈半丁等人,在学艺阶段或受教于任氏,或临习任氏作品揣摩笔墨技法。如吴昌硕受其点拨以书入画成为海派另一代表,倪田学其人物造型以开任氏一派。

这其中,尤以徐悲鸿对任伯年艺术的推崇在新中国画运动中意义深远。在徐氏所提倡的现实主义中国画改良理念中,他将任伯年融汇写实与写意、传统与创新的艺术探索作为 20 世纪中国画发展的一种有益参照,在其个人画作《钟馗》《三鸡图》以及徐氏传派乃至 1946 年之后的北平艺专中国画教学中皆能看到这种传承意味。

(内容图片均来源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责任编辑  顾岩娜)

作品解读

古题吉意

  历史典故和神话人物在任伯年的创作中占较大比重,如《钟馗》《风尘三侠》《木兰从军》《米颠拜石》等,题材虽古,却在任氏笔下新意盎然,不断变化,以活泼的笔调,于叙事及造景之外,赋予观画者愉悦感受。

  同时,任伯年生活在普通的市民生活中,对于大众的思想、感情、爱好、愿望有广泛的接触和了解,从而在自己熟悉的素材中提炼、概括、剪裁出诸多有吉祥寓意的花鸟小品题材。 

设色多变

  任伯年熟稔多种设色介质的运用,在纸本上用水彩时,常对比鲜明,调和而不生硬,既不会因色彩而妨碍墨色的微妙变化,又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水墨的不足,在使用不易晕染的金笺时,多选择薄施浅染,或平涂、或晕染,使画面色彩通透和谐。

  更擅以墨色浓淡的变化处理画面的空间结构,进而在主题和形式上达到高度统一。

构图奇巧

  在构图安排上,任伯年巧妙地处理虚实、轻重、明暗,以及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画面极富层次变化。

  他有时会将人物放在画幅的边角,或用景物遮挡主角,形成一种“对角线构图”。非但不会失去中心,反而会引导观众的目光,照射全画去寻找画眼。

笔墨纵横

  在描绘花鸟时,任伯年早期仿宋人双钩法,以焦墨勾骨,赋色浓厚,偏重于物象本身的真实和形似。

  后期多施没骨法分点面目,善把运动中的花鸟以瞬间的姿态写入画面而不失动感,远视之奕奕如生,奇中有雅,雅俗共赏。笔墨纵横却不是精微。

以线造型

  在写照人物时,不同于西方绘画用体面来造型,任伯年擅以传统笔墨线条来表现疏密起伏与人物的姿势表情,寥寥数笔,形神俱备。

  衣纹笔法柔婉细秀,取景布局善化繁为简,却又不失戏剧感的张力。

取法古人

  任伯年的人物画早年师法萧云从,后在造型上多取法陈洪绶,不求形似,而求传神,含蓄沉着且富有装饰趣味,特别是侧面与半侧面的五官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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