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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举报人:证券市场的沙漠泉眼

时间:2013-01-12     作者:王涌【转载】   来自:凤凰网   阅读

四川长虹前员工范德钧实名公开举报四川长虹财务造假,在相关部门调查证实长虹清白后,2010年5月20日范德均因多年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而被刑拘。从实名公开举报到监管部门调查结论,再到司法机关刑拘举报人,范德均事件与2006年长征电器前监事李杰斌实名公开举报长征电器涉嫌造假事件的进展几乎一脉相承。

在中国证券市场,两起珍稀的内部人实名公开举报上市公司案件竟是同样的结局,令人惊诧。其实,四川长虹与长征电器是否财务造假?已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范德均与李长征的个人品行如何?举报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怨?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举报人如出一辙的命运让人深思: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中,举报人的功能是什么?举报人有生存的制度空间吗?

众所周知,资本市场的公正与效率取决于信息的充分披露,而资本市场中的欺诈行为往往是极其狡猾和隐秘的,监管机关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揭开黑幕,所以,举报人是证券监管中不可或缺的杠杆。正如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法学院Pamela Bucy教授基于多年证券犯罪研究而获得的结论:没有举报人提供的内部信息,监管部门不可能有效的侦察、查实和阻止复杂的经济犯罪活动。

在实践中,举报人(whistleblower)又分为外部举报人和内部举报人。

外部举报人一般是具有公共责任感的专业人士,例如麦道夫旁氏骗局的举报人哈里-马科波罗斯(Harry Markopolos)就是证券经理人,也是证券欺诈调查专家。而在当前中国,外部举报人则主要由一群公益律师担当。

内部举报人则通常任职于被举报的机构,或与被举报人关系密切,深知内情,他们比外部举报人更具有杀伤力。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执法活动中,内部举报人举足轻重,例如在2009年Galleon Group LLC内幕交易案的侦查中,内部举报人Roomy Khan的信息起到决定性作用。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告密者》也是改编自一则关于大公司内部举报人的真实故事。在中国,甚至查处监管部门官员腐败案件,也大多依赖内部举报人披露真相,如证监会王小石案、商务部郭京毅案等。

如有合理的制度与环境培育和保护举报人,特别是内部举报人,证券市场将有稳定的丑闻揭露机制,这本身就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一个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毫不夸张的说:举报人的命运是衡量一国证券市场监管效率的重要指标。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通过设立举报人重奖制度(a Bounty Program for Informants),激励举报人,甚至主动培养线人与“深喉”。对于举报人的奖赏也是实实在在的,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举报人的奖赏是被举报人罚金的10%,而1989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强制法》(FIRREA)规定对举报人的奖赏则高达罚金的25%。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Mary Schapiro最近还积极建言议会加大重奖比例。

在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举报人也没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以及侵害商业信誉罪的威胁,加之,法律对举报人的充分保护,如1989年的《举保人保护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举报人更无后顾之忧。

在一般条件下,举报人通常只是举报对象的受害人或竞争对手,范围狭窄,而美国的举报人重奖制度与保护制度则培植出举报人一族。他们是潜伏在证券市场中的白鲨,随时撕破欺诈者的嘴脸;他们改变了证券市场的生态结构,对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构成有力的威慑和监督。这是一种立意高远、匠心独具的制度设计。

通过立法保护举报人十分重要,因为举报人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勇敢坚强、结局完满,根据2001年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C. Fred Alford教授撰写的《举报人:破碎的生命与组织权力》(Whistleblowers:Broken Lives and Organisation Power) 一书的调查:约有90%的举报人失去了工作,甚至财产和家庭。举保人需要国家力量的保护。

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Building Public Trust:Ethics Measures in OECD),立法保护举报人已是全世界范围的一个普遍并日益加强的趋势。如英国1998年通过《公共利益信息披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保护举报人;日本2004年5月通过新的《举报人保护法》;澳大利亚各洲都有《举报人保护法》,或《公共利益信息披露法》;1997年以色列的《工人保护法》和2000年南非的《信息披露保护法》(Protected Disclosure Act)则禁止雇主因雇员的举报行为而对雇员实施解雇、训诫、骚扰、迫害等打击报复;2001年非洲加纳通过了《举报人保护法》。2010年5月,欧洲议会也刚刚通过一项保护举报人的决议。

相比之下,在中国,举报人的法律环境却截然不同,范德均与李杰斌的命运就是一个侧影,而决定两个个体命运的力量则是中国证券市场背后积重难返的制度与历史的沉疴。

中国的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长期以来是父与子的关系。上世纪,地方政府纷纷将本地国有企业包装上市,IPO圈钱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面对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的联盟,中央政府亦奈何不得,证券监管难见刀光血影,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长期被忽略。

在这种格局下,上市公司——更准确的说——上市公司控制人,有能力调动权力资源,维护一己之利,包括财富与名誉。上市公司被举报人中伤,地方政府抓捕举报人,子仇父报,成为固定的故事情节。

特别是对于内部举报人,打击与报复最为残酷,因为内部举报人不仅泄露天机,且背叛不忠,危险深远,孰不可忍。当然,打击与报复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加于内部举报人头上的罪名,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事件整体的前因后果却不经意地显映出背后荒诞不经的关系与真相。

可以说,在政府——上市公司——举报者的三角游戏中,如果政府与举报者是同盟,这是公众投资者的福音;如果相反,背后的制度已然病入膏肓,必然导演出资本市场版的《潜伏》连续剧,盘根错节,魅影重生,举报人和公众投资者将是最终的牺牲品。

也应当承认,中国刑法中一些罪名之粗陋,也为打击与报复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在司法实践中,诸如非法集资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非法经营罪,以及偷税罪等,或因追诉标准太低,或因自由裁决空间太大,或因政策挤压而普遍触法,这些罪名就像零落在地的刀戈,被政府随意滥用,刺向对手,成为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隐蔽的手段。

司法机关不独立于地方政府,也使问题更加严重,政治报复法律化必然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政治恩怨是因,刑事定罪是果,法律充当政治报复的打手和遮羞布,成为权势者的工具,这是中国法治的悲凉。

当然,范德均案还未到终局,正在展开,证券市场之“公开、公平、公正”三原则应当适用于范德均刑事案的审查与监督,应有更多的力量关注和参与此案。良好的规则与惯例的形成,需要我们共同影响和塑造:

四川长虹的股民可以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绵阳市国税局和四川省证监局公开调查报告,接受公众投资者的质询;

社会舆论应当敦促绵阳市公安机关向范德均家属和社会公众公开范德均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的相关信息。

范德均的命运关乎证券市场之未来。内部举报人频受打击,将产生杀鸡儆猴之效应,内部举报人将从中国证券市场中绝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一个珍贵源泉将被堵塞,所以,对于内部举报人,中国法律应当有更长远、更智慧的制度设计。

我们要像保护沙漠中的泉眼那样保护内部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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