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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

时间:2020-07-08     作者:文/徐景安【转载】   来自:《中国民商》2020年07期

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主要标志是民营经济的诞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因素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勿庸置疑,尤其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民营经济。为了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了不少政策扶持。但是,如今实体经济不振、中小企业困难的境地一直没有改变。尤其是受疫情打击,大批中小企业陷入绝境,企业倒闭、员工失业,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这似乎成为一个悖论:党和政府以及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都是支持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但现实是民营经济越来越困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卡脖子的瓶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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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理论瓶颈

许多文章盛赞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称为“56789”,即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50%,民间投资占比超60%,民营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超75%,民营企业就业存量占比近80%,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95%。结论是“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

可是,这些数据正是为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提供了扼制民营经济的实证。

传统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计划经济,二是公有制。改革中邓小平破除了计划经济的教条,转向了市场经济,发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公有制一统天下带来的弊端有所认识,但在理论上,公有制成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最后防线。所以创造了初级阶段理论,为发展民营经济提供合法性。经过40年改革,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冲破了“公有制为主体”的限制。这就造成了实践与理论、事实与法理的冲突。

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年4月就有人发表《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认为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几千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人民江山将在红旗招展之下悄然变色。”对此提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质疑,我们无从回答。于是在“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长期争论中,民营经济实际上已从顶峰开始滑落,民营企业家普遍处于对前景的迷茫之中,移民与资金外流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选择。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改革40年的今天,该是从理论上搞清楚了。

《共产党宣言》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是代之以什么样的所有制,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要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而是“建立公共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应该理解为股份制。

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归结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集体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历史事实证明,所有实行单一公有制的社主义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贫穷。40年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公有经济,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这是强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理论滞后于实践,带来法理严重背离于实际。民营经济在税收、投资、就业、技术等领域的贡献,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政府与民众的收入增加,怎么会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改变社会主义江山的性质?

何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

但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至上呢?这是路径选择的问题,应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走了很大的弯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所有制问题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简单地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认识论上来说,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当然就是公有制。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公有制带来生产力的低下是不争的事实。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的试验,就是由于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状况在实行公有制的苏联、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发生。经济上不去,人民普遍贫困,最终导致苏东崩溃、中国改革。但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的惯性思维牢牢地固化在原教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执着地坚持着。而某些改革派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坚决反对社会主义。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路径与手段。换言之,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与要求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者什么领域适合公有制,什么领域适合私有制。所以,把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错误的认知,这还有什么疑义吗?

判断是什么所有制,不是看是谁投资的,而是剩余价值如何分配。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形式,剩余价值归谁所有才是本质。名为公有制,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这是假公有制。名为私有制,剩余价值共同分享,可称为共有制,是一种新形式的公有制。共同出资的合伙制,将股权送给员工的持股制,都应该是公有制。传统公有制不准将股权量化给个人,恰恰是违背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设想。

市场经济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所谓资源,包括资本、土地、技术、管理、劳动等,经济成果由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也应该按要素分配。

 

宏观经济政策瓶颈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税费和资金扶持政策,但中小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产品没有销路。从2012年起经济一直呈滑落趋势,于是归因于产能过剩。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我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已达15万公里,大幅度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里程。尤其是引为中国骄傲的高铁运营里程突破3.5万公里,约占全球高铁网运营里程的七成。但是产能过剩、经济下滑、实体经济不振、中小企业困难的状态依旧。

2016年至2019年的数据显示: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0%,企业利润增长39%,企业亏损额下降了11.7%,而民营企业营业收入下降了17.6%,利润下降了28%,亏损额大幅度上升了104%。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为国有大企业提供了订单。而中小企业的需求主要是居民消费。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拉动经济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居民消费。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达历史最低水平,2018年只回升到38.8%,低于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58%。

导致居民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初次分配中,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17年回升到51.8%。然而严重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联合国约有 190 多个国家,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 150 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 0.49 的10 个,排除了中国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如果按财产计算的基尼系数中国则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富人与穷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同,少数高收入者不会增加正常消费,他们的奢侈品消费又往往由国外进口,中国奢侈品进口消费居世界第二。中产阶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但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缺乏支付能力。

这又回到原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以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为本质。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带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必须通过合理的分配。然而正是在分配上出了问题。

中国不只是一次分配不公,主要是财政二次分配实行逆向调节,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城市与农村间,向城市倾斜:官员与民众间,向官员倾斜:户籍与非户籍间,向户籍倾斜:高学历与低学历间,向高学历倾斜。总之,越有保障越多保障,越需保障越少保障。

2019年全国大陆总人口14亿人,乡村常住人口5.51亿人,城镇常住人口8.48亿人,其中户籍人口6.21亿,常住非户籍人口2.27亿。按照现行政策,6.21亿户籍人口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救济等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大大高于常住非户籍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

贫富悬殊严重、社会保障不均,使得中国大多数低层人口缺乏支付能力,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这是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经济下滑、实体经济不振、中小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这本来就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今天又是有效拉动经济的手段,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

2020年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记者问时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提出:“稳就业、保民生,使居民有消费能力,有利于促消费、拉动市场”,“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而且中小微企业在吸纳就业中占90%以上”,“我们这次所采取的规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资金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

希望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社会公共利益之上,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为中国经济增长、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巨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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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理念瓶颈

中国民营企业对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出现了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一批优秀企业。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民营企业有着强烈的谋利动机,这无可厚非。尤其是创业、生存阶段,关系生死存亡。但许多案例表明,有的就是抱着捞取不义之财作为创业动机,如最近发生的瑞幸咖啡造假案,从造假始到造假终。

我1987年从国家体改委到深圳任体改委主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进股份制改革、创建证券市场,为企业融资开辟渠道。但实践中却成为不少企业圈钱之地。2016年被各大证券媒体称为“监管年”。可是,2017年违法违规更严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224件,罚没款金额74.79亿元,市场禁入44人,三项创历史新高。有的企业以虚构客户和业务、伪造合同等方式虚增收入和利润,骗取首次公开发行核准。上市后,又虚增利润,虚增银行存款,虚列预付工程款。所有都是造假,最后以涉嫌欺诈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有的是为了争夺市场,完全丧失良知和道德,不惜损害顾客的健康和生命。距离三鹿奶粉事件12年的今天,湖南郴州无良商家将不是奶粉的“固体饮料”冒充“特效奶粉”销售,“大头娃娃”病再次出现,居然由郴州儿童医院医生向患者推荐。

具有300年历史的中国名牌老店同仁堂,一直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老遗训,2012年评为中国上市公司最具投资价值100强。2018年12月16日被爆北京同仁堂将大量过期和临近过期的蜂蜜回收,送入原料库,作为中药原料。一个坚守了300年遗训的老店,一夜名声扫地。

类似事件不胜枚举。

商人者,即做生意的人,是社会分工中职业不同之人,凡人都要有良心,讲道德,古人云取财有道。这样生意才能做得大,以不义之财发家的人,内心焦燥、恐惧、不安,是不会幸福的,不知什么时候倾家荡产、灾难临头。

做一个企业家,首先应该做个好人,这是前提。但好人,不一定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有企业家的品格与企业家精神。

我特意区分了企业家品格与企业家精神。

何谓企业家品格?就是经商的品德、能力、专长。比如有敏锐、前膽的眼光,善于捕捉商机,不断创新。独具匠心,注重细节,顾客为上,尽心服务。百折不挠,不畏艰难,意志坚定,坚守追求等。

何谓企业家精神?就是超越物质追求的升华和永恒,它以企业为载体,追求的是可以传承、发扬的文化与理念,它不能用财富来衡量,无法用企业家的行为来解释。

德胜洋楼(苏州)公司,是设计和建造美制木结构住宅的。这只是一家营业额6亿元的规模不大的公司。为什么会成为企业家的朝圣之地?

德胜的创始人聂圣哲留学美国,回来可以当教授,也可做官,但选择了办企业。他说:“办实业可让我深刻了解社会,提供我思考问题的素材,并且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生活及研究的经费,还可以让我在国民性改造上作一些试验⋯⋯”

聂圣哲办企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进行国民性改造的试验?

他的主张是:“我们必须要回到正确的价值观上来,那就是:可以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立即着手建立有效的教育体系,精心、慎重地设计公平、公正的社会发展模型,绝大多数人树立有效的信仰,建立属于中华民族的健康、优良的文化,不断有自己的思想家出现,和谐社会自然会出现,这样就可以进入无论是有权的没权的、有钱的没钱的人,都生活得幸福的祥和社会。”

“企业始终推动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制造新的需求,简化交换规则,最终导致人类形态的进步。所以,真正的企业家是能够推动环境改善和社会进步的人。”

聂圣哲可以说是仅剩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不只是有理想,而且把理想作为目标、至上、终极,并且又务实地从平民教育做起,办企业是培养有素养、有爱心的产业工人,办学校是培养有技能、有道德的合格公民。

创造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不是乔布斯,而是他的接班人库克。他的经营理念恰恰不是盈利至上,他公开宣布:“如果你让我做事的时候,唯一关心的就是投资回报率,那我希望你马上抛出苹果的股票。”

一个能够造福员工、顾客、社会的企业怎么会不赚钱呢?所有这一切取于老板的人生理念。

为什么要办企业?这是值得中国民营企业家思考的一个哲学命题。

经商就是为了赚钱。的确,不赚钱,还是企业吗?但赚钱是否是企业唯一、至上、终极的目的?

当今社会,拥有财富,不仅是利,还有名。那么获取名和利又是为了什么?是一个人获得社会认同、肯定的存在感与造福他人和社会的生命价值的体现,最终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中国民营企业家需要一场理念的创新和革命,应该从资本原始积累的状态中蜕变。从根本上来说,企业不只是赚钱的机器,而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以有限的生命造福社会和人类实现永恒!中国需要一批良知、担当、责任、善心的企业家,来改造社会、温暖社会,从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现代文明转向追求幸福最大化的人类新文明。

(责任编辑 李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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