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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核心技术

时间:2020-06-08     作者:文/《中国民商》记者 阮修星【转载】   来自:《中国民商》2020年第6期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这是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在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时所做出的部署。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是大国博弈的胜负手。谁能在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5G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尖端科技竞争中占得长期性优势,谁就能取得博弈的战略主动权。

用举国之力去攻克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下,则变得至关重要。

探索科技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又要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在市场调节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是要调动广大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创新的合力与合唱。

 

升级的中美博弈

 从某种意义而言,科技是中国在这场大国博弈中的命门,也是决定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充分地证明了中央再次强调“要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的正确性和迫切性。

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正在修改一项出口规则,“从战略上严密瞄准华为对芯片的采购”,切断华为破坏美国出口管制的努力。

根据报道,美国商务部的这项措施将禁止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的外国半导体制造商,在没有获得美国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向华为提供产品。如果规则实施,华为将面临空前的挑战。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看来是不会轻易放弃搞掉中国民营科技龙头企业华为竞争优势的计划了。

不仅如此,5月22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云从科技、奇虎360、达闼科技等3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名单”,禁止这些公司和组织在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具体批准的情况下使用美国技术。

“实体名单”的再次扩大,这充分地表明,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的博弈已然是愈演愈烈。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和产业链的持续打击,如果只是简单地理解为中美贸易战谈判的一个筹码,则势必会做出战略误判。

当前,美国早已将中国定位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这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层面的共识。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国近年来为何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在各个层面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还会采取更多的措施,继续对中国优势产业链、优势企业进行打击。

尤其是,作为大国博弈胜负手的高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领域,美国一定会带领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实施“隔离措施”,企图形成科技领域的“北约”,从而达到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目的。中国在一些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以及整套高端设备都可能面临被突然断供的风险。

由此可能出现的极端恶劣情况就是,华为设计芯片等所使用的美国软件都不让用了,台积电不再给华为制造5nm和7nm制程工艺的先进芯片⋯⋯华为能否顶住极端的考验?国内企业能否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减轻美国制裁带来的威胁,这事关华为的生死存亡,以及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突围和经济的转型升级。

中国要想赢得中美科技战的胜利,就必须通过加大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力度,通过科技进步至少实现“两个目标”:一是补齐关键领域的短板、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二是开发出更高性价比的技术和产品,提高在国际分工秩序下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市场竞争力。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刻,中央再三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是针对国际时局变化不得不做出的战略抉择。新型举国体制是化解科技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国家安全重要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法宝。

 

什么是新型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即举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去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举国体制,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举国体制在我国发展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举国体制,实施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迅速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的状况,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铸就了主权安全特别是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

这种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适应了我国在国家建设初期资源匮乏、资金短缺、工业基础薄弱、优秀人力资本短缺的初始条件,通过高度计划、将稀缺资源集中到战略目标领域进行“科技攻关”或“科技会战”,可实现组织的协同作用,提高资源的使用率,发挥局部规模效应,并取得重大科技突破。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科技界通过科研院所改制、加强成果转化、创办高科技公司等方式走向市场,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催生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这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等国内国际新形势的变化,探索科技新型举国体制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顶层设计问题。

从2006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以来,多个国家层面的政府文件相继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去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决定》里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及“新型举国体制”,并指出“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

建立有利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重要性和迫切性早已毋庸赘述。那么,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又具有哪些显著特征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梁正认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环境,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市场化环境下,动员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力量,将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实现政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共振。

其次是新形势,新型举国体制在相对开放环境下,通过有效整合国内外资源完成战略目标,更为重视自主可控。

再次是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新阶段,新型举国体制更强调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

“新型举国体制被赋予更多时代内涵,‘新’还体现为体制机制新、内涵要义新、组织方式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龙海波认为,新型举国体制只适用于主要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并非完全的领导小组运作模式,更注重首席科学家的作用。

 

如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

资深人士指出,探索科技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破解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科技发展规律出发,解决目前学科领域划分僵化的问题,实现学科交叉和汇聚研究。

第二,平衡好“兴趣驱动”和“需求牵引”的关系,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的创新链条。

第三,打破不同科技系统之间、不同科技项目之间、科技与产业之间的各种藩篱,让一切创新要素充分涌流。

第四,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实现各类创新要素有效组织,使之发挥最大效益。

与传统举国体制资源配置由政府大包大揽不同的是,新型举国体制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决定了国家一般利用科技产业政策和其他手段引导市场,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运用市场方式、经济手段解决国家科技创新工程立项、决策、预算投入、利益分配等问题。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举国科技体制中的重要角色。”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强调,我国迫切需要企业家与创新专家通力合作,打造越来越多的、善于与科研院所和大学等机构合作的创新型企业。我国创新型企业成长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在体制改革、政策、金融和市场培育等方面给予鼎力支持。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吴昌德也认为,我们需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单打独斗,更别说一个单位包打天下。体系中的不同任务担当者应尽可能地强强联手。

因此,在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应形成合理的分工与合作关系,要发挥好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三者间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和市场引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强调,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重大利益和安全的必争领域组织实施重大计划和工程,按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各类创新资源集聚,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眭纪刚建议,要明确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范围、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在事关长远全局与国家安全的信息、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需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我们是在开放环境中、复杂形势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梁正提醒,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我们既不能封闭发展,也不能自由放任,而是要做到长远谋划、通盘考虑,在开放合作的同时做到自主可控。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谢茂松指出,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才驱动,尊重创新、创造、创业的价值,对忽视市场效益和企业、人员利益攸关方分配的问题进行深度改革,将科研管理体制从政府管理走向政府、市场、企业、科研机构和人员等利益体的协同治理,从而激发企事业单位各类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基金在芯片领域的探索

近年来,为了提高我国在芯片领域的科技水平,一个值得肯定的尝试是:2014年9月,由国开金融、中国烟草、亦庄国投、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科、紫光通信、华芯投资等企业发起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通过扮演着产业扶持与财务投资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大基金投资项目覆盖了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等全产业链,助力一批龙头公司入围国际第一梯队;另一方面,通过参与海外收购、协议转让、IPO前增资、定增募投等多种方式,推动我国半导体产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比如,2014年12月,长电科技与大基金、芯电半导体签署协议,先通过三级股权架构,获得大基金3亿美元助力,最后以7.8亿美元收购全球第四大封装测试厂星科金朋,长电科技由此进入全球半导体封装测试第三名。

目前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博弈更加激烈的背景下,据媒体报道,美国正在着力推动台积电不再给华为制造5nm和7nm制程工艺的高端芯片。而目前大陆半导体晶圆制造领域的领先企业中芯国际,由于没有获得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在芯片制程上与台积电、三星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不过,令人振奋的消息是,5月15日晚,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国家大基金二期与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同意分别向附属公司中芯南方注资15亿美元、7.5亿美元。按照当下汇率计算,分别注资106亿元、53亿元。

此前的5月5日,中芯国际宣布拟回归A股,在科创板上市,并于5月7日接受上市辅导,正式冲刺科创板。根据公告,中芯国际将发行不超过16.85亿股,估计将至少募得230亿元资金,募集资金中约40%用于12英寸芯片厂SN1项目,约20%用作为公司先进及成熟工艺研发项目的储备资金。

借此,中芯国际将获得总计近400亿元的资金,这对中芯国际加快先进制程技术和工艺的研发,将基于N+1技术打造的芯片大规模量产,从而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帮助华为解决被“卡脖子”的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要缩小中国在芯片等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解决被“卡脖子”的风险,仅仅靠大基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构建新型举国体制,调动更多积极力量,在政策引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面进行更多的积极探索。

“对于外国卡我们脖子的事,政府一定要担起责任来,当然也要积极扶持企业。”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曹健林强调,要真正把解决芯片问题作为一个长期国家战略落实下去。要保持战略定力,在重大专项启动以来12年奋斗的基础上,再制定一个20年左右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力争10年之内不再受制于人,20年之内走到世界前列。

曹健林强调,下一步发展战略并非从头开始,应该是一个“升级版”。这个升级版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和全球最大市场的优势,以产品为中心,以行业解决方案为突破口,形成自主的标准和生态体系,立足中国市场实现世界水平的科技创新,重塑全球芯片产业链。在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材料、装备和人才培养、产业布局、企业形态、知识产权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近中远期目标和实现路径。

 

调动民企积极性至关重要

民营企业已发展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和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约75%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民营企业。

众所周知的民营科技龙头企业华为,过去十年累计投入超过6000亿元用于研发,在截至2020年1月1日全球21571个5G规范知识产权项申明中,占有3147项排名世界第一,超过三星(2795)、中兴(2561)、LG电子(2300)、诺基亚(2149)和爱立信(1494)。

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赛中,唯有培养和诞生更多像华为一样的企业,中国的科技实力才能够得到质的飞跃,摆脱被“卡脖子”的风险。因此,在新型举国体制的建设中,如何充分地调动广大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则变得至关重要。

“我国被‘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主要是被发达国家的创新型企业研发和控制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指出,我国迫切需要企业家与创新专家通力合作,并且打造越来越多的、善于与科研院所和大学等机构合作的创新型企业。我国创新型企业成长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在体制改革、政策、金融和市场培育等方面给予鼎力支持。

“政府要敢于去创造、保护我们的市场。”曹健林表示,市场是最宝贵的,要想让我们的技术特别是工业技术发展起来,必须给自己留一部分市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因此理所应当用更强势的手段保护我们的市场。

其实,在不少领域,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不断地吸引民营企业或民间资本的加入。比如,在准入方面,早在2015年3月13日,国防科工局就明确表示,嫦娥四号工程将向社会资本开放,鼓励社会资本、企业参与嫦娥四号任务。

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表示,以嫦娥四号为试点,探索引入社会资本的新模式,对于打破航天工业壁垒、加速航天技术创新、有效降低工程成本、提高投资效益等,均具有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在融资层面,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民营企业的老大难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需要尽快取得更大的突破。时不我待,这就要求我们在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等方面加快步伐。

诚如有分析所指出的,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每向前一步都是对民营经济的再松绑,都会迎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那么,要想民营企业在这场举国的科技攻坚战中,更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加大力度地推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为民营企业进一步松绑。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当前中国在科技等领域所遭受的挑战,一定会激发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只要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集聚最广泛智慧,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够突破更多的技术瓶颈,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和“硬核”产品。 

(责任编辑 李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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