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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平:内需拉动经济必须落脚于消费

时间:2020-06-08     作者:文/《中国民商》记者 李秀江【转载】   来自:《中国民商》2020年第6期

全球疫情冲击,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不等于中国经济发展没有方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如何扩大内需?如何提振消费?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在短期政策和长远战略布局上,应该如何考虑?

为此,《中国民商》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

 

投资应该服从于消费

《中国民商》:社会普遍认为,以新基建为重点的投资拉动和以新消费为重点的内需拉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那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应该怎么理解?

李义平:内需有两种,一种是投资拉动,一种是消费拉动,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消费。

投资虽然具有带动经济发展和增加GDP的作用,但却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也就是说,由投资所带来的产品和GDP的增加,有可能转换为最终消费,也可能最终不被消费环节所接受。如果投资形成的产品最终不被社会所接受,也就是说不能把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就会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务增加、经济萧条。

从总体上看,消费的主体是消费者。消费是市场行为,是进入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一过程的最终环节,是被社会认可的。

所以,我们在启动经济的主导思想上应当落脚于消费,使投资服从于消费。在制度安排上,应当有利于消费拉动而不仅是投资拉动。

以消费拉动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纵观各种经济体制运行特征,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面是消费拉动的。

在这里,各个市场主体产权是明确的,如果其产品不能被社会、被消费者所接受,如果商品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成为最终消费品。那么摔坏的就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消费者是上帝,是投资效果的最终检验者。虽然在启动经济的非常时刻,政府也有直接投资,但这种投资是有限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振奋民间的投资和消费信心。

反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是更多地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而且投资的效果并不要求接受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扭曲的根本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计划经济体制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市场力量处于主导地位。据此,我们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须充分重视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投资推动服从于消费拉动。


内需拉动经济应成为常态

《中国民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资本短缺,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在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就一直把注重内需拉动调整到一个战略性的高度。

李义平: 注重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教训。当年中央政府高瞻远瞩,出台了一系列启动内需、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及时和完全正确的。然而情急之下的启动只是应急之举,从反思的、长远的、战略的角度看,注重内需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强调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应当成为一种常态,是因为经济下滑时再去启动,成本大于常态状态下的运行成本。一旦我们从战略的层面理解注重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时候,注重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成为一种常态,作为常态,内需是在一直稳健地、不间断地发挥着作用,内含着发展的惯性和经济规律的作用。

而启动内需,是在经济发展出现下滑的时候,情急之下,借助于行政力量发动的,通过提升国内需求,阻止经济下滑的政策举措,通常是应急的。如果把内需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启动内需直接发力的是投资,其次才是由投资带动的消费。而投资的落脚点还是消费。

在我国特定的行政从属体制下,中央政府期望的目标和措施会在号召执行的过程中不断放大,甚至演化为亮点工程和形象工程。问题还在于一旦经济下滑开始,再进行启动,就好像汽车停下来再重新发动一样,需要更大的动力。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内需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常态,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呢!

 

政策着力点应有利于消费需求

《中国民商》:在当前形势下,内需拉动经济在政策层面或制度层面应该如何考虑?

李义平:概而言之,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适当向劳动转移,适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进一步的投资和分配应当向农村转移;还应当推进改革,从制度安排上有利于消费拉动。

具体来说:首先,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适当向劳动转移。这是因为现实的消费不足还在于发展性消费,例如教育和医疗的刚性。换言之,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不到位,使得有限的劳动收入更不敢用于消费。

强调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还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分配一直向国家税收和资本收人转移。由于资本在分配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这种有利地位体现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分配有利于资本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以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因为劳动的所得是转化为消费的,资本的所得是转化为积累的。

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常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

相比之下,劳动会相对短缺,作为对相对短缺的反映,其价格自然会上升。此外,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生活资料的范围会扩展,劳动力价格也会随之上扬。所有这些都说明,国民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转移是有其必然性的。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应当向低收入群体适度转移。在凯恩斯的政策体系中,关键是要把收入转化为消费,而能不能把收入转化为消费的关键又在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所谓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最末一个收入单位中用来消费的比例。他指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应当通过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重新分配,提高总体的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就业率,具体可以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

第三,要使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一步的分配和投资应当向农村、农民转移。就人口比例来说,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近40%,按理应当有广阔的需求。然而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不是看人口的多少,而是看货币购买能力。

农民增收问题除了政府补贴之外,还应当让农产品反映农产品的成本、收益和供求状况,该上升时就上升。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对城市低收人群体的生活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此外,还应当一视同仁地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问题。

 

当前提振消费的几点建议

《中国民商》:为了对冲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必须大力提振消费,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李义平:第一,实行更有效的就业政策,实现更广泛的有效就业。所谓有效就业,是以社会有用产品和服务为载体的就业。这里所讲的消费,是有购买能力的消费,那就需要有收入,有收入就得有就业。在我国特有的经济格局下,要实现更广泛的就业,就要帮助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针对就业而言,民营企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贡献了80%的就业岗位。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真正成为自己人,以便广泛平等地进入各个行业,广泛而平等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要适当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要研究最低工资水平和就业的关系,使最低工资水平既能反映劳动者的贡献,又能促进就业。

鉴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可以通过适度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要通过政策安排,使更多人加入“双创”。

第二,培养新的消费模式,提升消费层次,培育新的消费群体。马克思说,“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经济学的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创造需求。为了使消费更能拉动经济的发展,可以培育新的消费模式。例如在疫情期间,虽然与“动”相关的产业受到了巨大冲击,但与“静”相关的新鲜超市、水果店、食材、快餐、线上线下的融合、线上交易、线上教育发展很快,再如云上旅游等。

总之,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共同创造无穷无尽的新消费模式。应当不断提升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上世纪80年代家用电器的普及带动了经济发展;90年代的汽车、旅游的普及成为那个时候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如今则是智能化、数字化的消费在拉动经济发展。消费结构每上升一个层次,消费的空间、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力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生产决定消费,企业家是其中的弄潮儿。消费是分层次的,应充分调动不同群体的消费激情,为此,应当培育新的消费群体,例如中等收入群体。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即使在市场经济下,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有些行业、有些领域并不适合推向市场,更适合政府主导。特别是那些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公共安全的领域,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这些事政府办好了,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有了钱就敢消费。有人去饭店消费,饭店的服务员有了收入,就可以去买衣服,服装厂的工人也就有了收入⋯⋯如此循环往复,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没有支出也就没有收入。前提是政府搞好社会保障,让消费者无后顾之忧。

总之,中国的经济优势是内部可循环,我们是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扩大内需基础上更有吸引力的扩大开放,可以形成以我为主的双循环。

(责任编辑 庄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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