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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荣里:冒险需要企业家思想意识的成熟

时间:2020-06-08     作者:戴荣里【转载】   来自:《中国民商》2020年第6期

业家面临错综复杂的思想变化,需要保持一颗警醒的头脑。同时,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既要理性,又要冒险,企业家会不会陷入矛盾的漩涡之中?是不是只有挣钱的冒险才值得称道?是不是把所有的结局、制度都要打破的冒险才是创新?

同样性质的国营企业,有的赢利颇丰,有的却陷入工资发不出的境地;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有的企业家在市场上游刃有余,而有的企业家却面对市场抓耳挠腮,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企业家要想发展,冒险自然是必须的。

冒险是一种胆量,更是一种勇气。没有对自己企业的一种自信,没有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没有对自己心理素质的充分自信,没有对员工能力的充分考量,冒险可能就意味着盲目行动,轻则耽误时间,重则导致失败。

企业创新是永恒的话题。冒险成为创新的一种手段。广义而言,创新是多元化的,对企业内部而言,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市场营销创新;对企业外部而言,创新则意味着更多地考虑市场需要的产品——从模式到内容,从人性化到智能化,从现实性到长远性的创新,才是市场所需。

当下的创新,不再是绝对稳定化的创新,而是在万众创新环境下的眼球经济下的创新,是在信息共享情况下的创新,其创新周期的缩短和创新规模化的扩大,已构成一种趋势。

冒险,需要对企业所处的内外在环境的准确考量和把握。所谓外在环境,从大的方面而言,就是随着世界性和非当地化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物流一体化的整合,为产品同质化提供了导致创新速度势必加快形成;消费者的要求,日渐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使得市场产品标新立异者的大量涌现。要求企业在创新产品时,要自觉遵从这一规律。

对内部而言,企业不仅面临着产品多样化创新,随之配套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在发生着有别于以往的变化。作为企业的工作主体,不仅拥有新生代的员工,还拥有更多替代自然人的现代化智能工具,这使参差不齐、现代化与原始劳动交叉重叠的情况,让管理流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智能化生产线(今后还会有更高智能的机器人出现),需要企业家去冒险使用,这种冒险使用,不仅对用工伦理产生制约,也对产品安全产生新的制约,同时还会对产品的社会化产生影响。

冒险,首先需要企业家思想意识发生改变。冒险意识蕴含着危机意识。抓住了是机遇,丧失掉很可能就给企业带来危机。

正如此次疫情危机一样,许多厂家不是坐等疫情结束后组织生产,而是主动抓住社会急需医疗防护设施的机遇,积极开展投产和转产,获得了相对可观的效益;而有些企业,尽管也看到了疫情中的商机,要么行动迟缓,要么以次充好,要么根本无动于衷,等待它们的命运自然不言而喻。

冒险需要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需要放下包袱,又需要开动脑筋。中国社会是个人情社会,国外的经济学理论未必在中国行得通;企业文化符号,如何适应现代市场的需要,不仅要考虑地域之别,时间差异,更要有文化上的条分缕析。很多企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历史上吃过冒险的亏,就不敢再冒险;冒险路上的常胜将军,又把冒险简单化,鲁莽行事,最后导致在市场中的惨败。

所谓放下包袱,基本就是清零,既有经验主义的清零,又有背负大量成果的清零。只有放下包袱,才能更准确的面对市场。而面向市场才是开动脑筋的前提。放下包袱,是指抛弃那些陈旧的制度桎梏、舍弃逐渐积累的成绩自满和对市场信息的麻木不仁;开动脑筋,是面对市场的新挑战,不仅要求员工积极参与头脑风暴,也积极邀请客户参与;不仅要继承企业自身创新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更要汲取相近或相反企业先进的创新文化。

冒险,需要企业家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并要求员工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等待冒险的无非三种情况:成功、失败或者平衡。成功固然是好的,不仅能鼓舞企业士气,也能让企业赢取效益。但失败或平衡,会让企业家和员工有严重的挫败感,在这种气氛笼罩之下,冒险貌似是一种赌博,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冒险造成的失败,恰恰是成功的基石。诚然,以理性为基础推论和导向的冒险行动,更多时候,涵盖了很多非理性的成分。历代商战中存在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其实正是冒险结果的一种侧面描述。克服企业家和员工在冒险决策中的过多顾虑。坚定信心,也是冒险中考虑的关键。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值不值得提倡?每当市场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总有一部分企业活下来,活得还相当好;另有一部分企业则丢盔弃甲而去。活下来的企业并非都是孤注一掷的企业,而是考虑一定的保险系数冒险经营的企业,真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企业比重可谓很少。

企业家具有冒险意识,是塑造企业家精神的基础。成功的企业家,是商场政治家、战略策划家、理性冒险家。对一个企业而言,没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客观地讲,创造活力就损失了一半。面向更加广阔的市场,才能找准自己的发展格局;找准企业创新的症结,才能不遗余力地进行投资;对内外环境的熟悉程度到位,才能增加冒险过程中的理性成分,胜算的把握性才会大一些。

冒险看似一种投机,实际上和投机有着本质的不同。更多企业家,容易把投机和冒险混为一谈。事实上,投机是对冒险的亵渎,冒险看似是无规则的冲破,实际上是在理性分析上做出的一种判断。尽管这对市场、产品和企业自身能力,建立在超越性的判断之上,但从长远看,冒险的主流是基于科学的一种判断。

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能唤醒员工的斗志和创新的力量。在企业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冒险精神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抗日战争时期,长城喜峰口战役和许多抗日战场的胜利,得益于将军坚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冒险意识。当然,其中的黑夜奇袭和迂回作战等技术只是这种冒险作战的一种因势利导的战术手段而已。如果开始抱着投降主义思想,没有抗日精神,再多的军队也没有用。

商场如战场,许多企业的冒险作战,首先定下一个大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冒险精神的显现,鼓励了员工的创新精神。冒险有时带有明显的“鲶鱼效应”。海尔的公司制改革、小公司试点,不仅仅是用人、用工制度上的冒险,也是技术创新模式的冒险;华为引进大量高科技人才,并不惜重金引进海外高科技拔尖者,容许大量探索冒险者失败,不仅仅显示其对技术创新的重视,也是对企业长远发展链条的充分考量。

冒险不等于纵容企业家去践踏法律,也不意味着踩着法律红线的边缘去经营企业。冒险不是简单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更是在法律框架范围内的种种革新。有的企业家,善于走传统企业家的道路,铤而走险,通过钻法律的空子(如贩毒、开黄色赌场)而冒险获得第一桶金,并对此津津乐道。言外之意,只有向这些带着原始血腥的企业家学习,自己的企业才可能真正冒险成功,这其实是对冒险一词的错误理解。

冒险,更需要一种科学精神。企业家自身的科学素质基础很重要,企业的人才基础很重要,制度的革新也很重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冒险精神,要求现代企业家具有复合型的文化特点。善于冒险的企业家,不是时时刻刻在考虑怎样去冒险,而是注重自我多元化的修养和锻炼。注重大批量培养科技前沿的人才,注重冒险前的方案优化和反复比选,这是冒险的前奏,也是贯穿冒险过程的主线。冒险,意味着企业家要去做广泛地市场调研。缺乏对市场的周密考量,就缺乏对市场的科学研判;没有对自己企业现状的客观评价,就看不到企业内在的潜力所在⋯⋯

疫情之下,冒险成为企业家必须面对的一种行事方式,企业家只有在敢于冒险的创新操作中,才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只有敢于冒险,才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吃蟹子的人;也只有敢于冒险,才能刺激企业家为了培养自己综合判断能力而不断完善自我,开阔员工视野。当下的冒险精神,已经不是传统商战中的“赌一把”所能涵盖得了的,而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冲击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冒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冒险,而更像经过现代市场洗礼的运筹学的应用。

这次世界性的疫情爆发,已经或者正在引起世界经济的动荡、变化,疫情除了带给世界各国生命价值理论的重新思考之外,还对企业结构的梳理产生大的效果。纵观人类的发展史,大的疫情之后,必然引发大的变化。如十六、十七世纪,西方疫情的大量发生,直接引发一系列变化,从整体到局部,从技术到文艺。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到来,都是这种不幸灾难催生的结果。从横向国家的对比看,日本经济的衰退和其在产品国际市场上的碰壁,直接引发其企业的蜕变。冒险型企业的诞生是其企业寻求自救的结果。这次疫情过后,民粹主义会在国际一时盛行,国际化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有些传统产业会走向灭亡,有些则会重新复兴,而新型冒险企业的诞生也会让企业家们唏嘘不已,这时尤其需要企业家拥有可贵的冒险精神。

疫情后的企业家,应该充分思量冒险的范围,新企业的诞生,会突破传统的企业边界,企业家要结合疫情后的市场去周密思考,勇于催生新的冒险企业出台;疫情促使人们对生命价值得重新思考,而所有企业生存之路经,都离不开人在世上对哲学三大问题的思考。更多企业会围绕人们高质量的生存而展开,并为此而寻求自身生存的有效路径。企业的战略决策。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些路径,以寻求在这些路径上的率先突破,战略制定上的适度探索性冒险,将是企业今后追求的目标。疫情会对企业的重新洗牌。对更多企业而言,即使对那些关联老百姓衣食住行的企业,也存在产品形式和内容上的冒险。安全性可能成为这些企业冒险决策的关键环节。

总之,冒险精神,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构成企业家精神的符号,也是企业创新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企业家只有自觉冒险、科学冒险,以冒险的精神打破企业现有边界,构建共生化的企业,才是企业发展的求生之道。冒险者生,守旧者颓,自会形成新的历史潮流。企业家应该抱着与时俱进的心态,自觉舍弃对传统模式的幻想,主动出击,以不断冒险的心态去经营,才能让企业充满创新活力。

(责任编辑 李秀江)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教授级高级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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