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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市场经济下的合作经济(上) ——延安的成功实践及对今天改革的参考意义

时间:2019-10-09     作者:文/胡德平【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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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于1977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民大讨论之后,便停止了公开发行。人们不免会问,难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中不能立足了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很多经典名篇可以在历史上站住脚;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六篇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著述引起的争论却很大,至今没有停息。可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导农业合作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却在历史上站稳了脚跟,并对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村改革的进程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本文想做一尝试,把两个时期的典型观点作一排列比较,目的还是为今后我国的农村改革和全面改革继续深化,提供一些筚路蓝缕的历史资料,这毕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慎终追远的一个思想源头吧!

本文引用的毛泽东的话语均出自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注明页码。毛泽东于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建国后,报告的第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后九部分由于篇幅太长,而未收入第三卷,非常可惜。特此说明。

 

一、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工作

抗日时期的延安,毕竟还是前线的大后方,毛泽东认为:它“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财政政策的好坏固足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财政充裕的。”(P.747)中国共产党不能“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朽之毒”。“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他还改写了一句《礼记·大学》的话:“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P.851-852)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

 

二、生产目的究竟何在

    “我们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做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战。”(P.873)

真理大讨论之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了一轮关于“生产目的大讨论”,中心议题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不能为生产而生产,重工业也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于光远同志又提出,要生产最终产品,以满足人们的最终需求。

 

三、财政的出路在生产

陕甘宁边区关于经济和财政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这次报告中的主要议题:“我们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与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P.747)当时,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学校一个时期“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窝”。(P.748)供给问题集中体现在粮食上,为此党中央发起了边区的开荒生产和大生产运动。1939年到1942年开荒亩数达到237万多亩,扩大经济增量。见表(P.75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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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以来,一段时期内GDP的增速在10%左右,巨大的经济增量使全国人民受益,消除了几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全国人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明年即可完成。现在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如何保持两位数的高位增长,而是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

 

四、生产的主业和副业

如果说开荒种粮是边区主要的经济工作,那么发展植棉业、畜牧业则是在做经济短板、综合性的内需工作。“畜牧、运盐、纺织是边区农民的三宗主要副业。”(P.778)“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P.802)其中盐业的1/7由政府掌握,“是属于公营的,”(P.816)只要是贸易,就有其不确定性,毛泽东对未来也有预期:“选择不妨碍人民利益的地点,经营牧场,大批地畜养牛羊驴马,准备於抗战胜利边区盐业衰落时以牲畜出口代替之。”(P.870)

“牲畜的最大敌人是病多与草缺”,1941、1942年边区发生过多次羊瘟、牛瘟,一次死去的牲畜就达2万余头。“可见疾病是边区政府的大敌。再则,牧草不足,又极大地阻碍牲畜的繁殖。”(P.778)

“农业方面,除粮、菜外,饲养猪羊,解决肉食,也是很紧要的。有些人以为喂猪浪费粮食,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不是喂猪浪费粮食,而是不喂猪浪费粮食。一则无猪必抛弃剩饭剩菜,而这项剩饭剩菜,在大的机关及连队里是相当多的。二则吃肉少则吃饭多,吃肉多则吃饭少。”(P.886)

在战争时期的延安,根据地的粮食那么紧张,毛泽东那时就有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初步设想,建国后,他对农业又总结出了“八字宪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号召广大农民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谁也未曾想到农村的副业竟是社队企业、民营企业的破壳雏形。

 

五、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

 “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P.751)“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和军队。”“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

“而联合与通融民营与公营经济这两方面的工具,则是金融。”(P.752)延安的民营经济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人民经济”。“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P.751)“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与盐业都是人民的经济事业,党与政府就其可能与必需的范围内给予指导与帮助,使其有所发展,解决人民的需要;同时,即由人民以租税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给政府⋯⋯又以买卖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给政府⋯⋯其基本性质是属于人民经营的。”(P.810)

现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人民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广大农村承包土地的亿万农户、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公司制企业、中介机构固然是人民经济的一部分。国有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何尝不是人民经济中的一部分呢!

改革以来,我国形成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在经济总量的贡献上发挥着彼此不可替代的作用。让人发愁的是双方关系不融洽,金融则是彼此不平等的一块试金石,这种不良的关系,大大伤害了本体自身。只有消除这种不一视同仁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经济才可以良性发展,而避免畸形变态。如果大家觉得非公经济名字不好听,改为民营经济也未尝不可。有延安时期的实例可循嘛!

 

六、如何看待边区农村一家一户的生产组织

何谓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呢?当时指的人民经济主要是指边区农民的个体经济。中国是个农业国,毛泽东认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依据列宁的说法就是合作化。”(P.895)

我国的农村改革首先肯定了“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经济组织。在亿万农民中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和多份“中央一号文件”中,都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这种家庭承包制也是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合作经济中的生产、运输、消费、信用诸多事业还会更加有光明的未来。

 

七、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

延安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 (P.810)在战争时期,党政军都有过经商的阶段,为解决本身的生活资料和事业经费,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依1942年的计算及1943年的预算看来,(公营经济)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给政府的供给量。”(P.810)延安举办公营经济的时期是“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经营之重要时期”。(P.818)

这种共产党领导的公营经济是什么性质呢?毛泽东认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这种模型之所以为新式的,就是说,它不是俾斯麦式的旧式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的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P.815)这话主要是针对延安的公营经济而言的。

我党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既非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建国后,也不是苏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后,我国的经济制度,不管怎么改革,当时延安时期“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都不可淡忘,切忌走上德式的或苏式的“国家经济”的老路

(责任编辑 李秀江)

2019年9月1日一稿

2019年9月16日二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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